流離的憂鬱：台北的鄉愁經驗
Melancholy of Displacement: the Nostalgic Experience in Taipei


對一都市的建築研究，其實不應僅止於實質空間結構層面，也應被引導到居民的內在心靈層面。 這些非實質層面常被內化為一城市的獨特性格，它們也形成一種質性基調，串連起當時都市實質建設的意義。 在這方面的研究中，義大利學者達爾寇 (Francesco Dal Co)對「都會」 (Grobstadt) 觀念的闡述，可作為進一步討論的參考框架。 他從赫曼赫塞 (Hermann Hesse) 的作品引申認為都會狀況是被兩個關於都會居住的基本觀念所左右： 家與飄泊 (Home and Voyage)。 它們是無法被結合的相對應事件。 他認為在現代都會中，家庭生活逐漸崩壞，與土地整合一起的感覺漸被撕裂，現代人已無家園可作為歸宿，現代都會中的居民更無法期待任何可供庇護的地方——終就是沒有任何可讓那些終身活在都會的遊牧族去真實擁有的「家」。 此外，那種沒有承諾的飄泊心態，也是導致現代都會中失根感覺 (the feeling of uprootedness) 的重要因素。 那是一種永無止盡的追求心理，追求資本的積累或權力的擴大，不願城市墮入生老病死的宿命循環，相信城市應線性地進步發展。[1] 這種對可供著根的家園的記憶與憧憬，以及耽於飄泊的追逐發展的心靈，使得現代都會人不免經常處於一種失落的憂鬱狀態。

對一個像台北這樣的城市，歷經好幾次突發的變革，失落感是深深地依附在普遍的都市心靈中。 像達爾寇所提的都會中無根飄泊所引發的憂鬱，其實在七零年代中期以後才逐漸渲染開來，這或與當時急劇的都市化與發飆的商業化有關，兩者皆導致與傳統生活及價值的斷裂。 但對「台北人」而言，從根處斷裂所導致的家園失落的感覺一直都是不陌生的歷史情結。 在晚清時期，台北移民感到要對自己的遠離鄉土做一番補償，他們合力建造一座城牆，這城牆象徵著與中國母文化的聯繫，也成了他們的鄉愁慰藉。 以一種文化象徵來看，台北城牆補償了台北移民所失落的鄉土認同。 日據末期，吳濁流稱台灣人是「亞細亞的孤兒」── 一群心靈上無「家」可歸的人； 被殖民的人，雖居住在自己鄉土上，但心靈上卻成為無所寄託的人。[2] 殖民建築的「異他」形式移植本身即是一種失落的建築，提醒被殖民者他們所被剝奪的文化形式。 然而，這些都市建設，也促成台北都市發展上「質」的改變，使台北成為台灣省會與殖民政治經濟中心。

一九四九年內戰後的大遷移，對台灣帶來史無前例的大移民潮，這些移民不像鄭成功時代只來自閩粵，而是來自大陸每個角落，移民的差異性是空前的，他們形成一整代的失根的人口。 白先勇小說「台北人」(1971) 描述當時在台北的這批新移民： 從上海紅舞女、上流社會的官夫人、垂老的退休將領、忠貞的老副官，到其他形形色色小人物等眾生相。 白先勇以挖苦、揶揄又百般同情的口吻稱這些被局勢所迫來台棲身者為「台北人」。 因戰亂流離，他們不得不離開自己原來的熱鬧舞台，不平衡的心理總難忘懷昔日的繁華排場，這些繁華記憶又摻雜著個人過去的青春歡愛，總覺得自己從一個大地方淪落到到一個小邊疆，他們中有不少是大都會 （上海、北京）居民，被命運移置到一個小城市 (台北) 來：「我好比淺水龍，被困在沙灘...」。[3] 水晶認為「台北人」中的尹雪艷是活脫脫的人物精華中的精華，擁有非人的美與魅結合的絕代風華。[4] 但是一直嫁不出去的尹雪豔，其實更象徵著找不到歸宿、無可著落的鄉愁，她是不可捉摸的精魂，她永遠不老，就像遊子心中的故鄉是永遠封藏在記憶中不變又飄零的意象。

因此，台北並不像一般歐洲都會，後者由於工業化及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使人脫離以前完整厚實的傳統文化與生活，個人存在價值遭受嚴重斲傷，因此而生達爾寇所謂的「都會的鄉愁」。 台北的鄉愁來自國家層級上的歷史和政治的無可如何命運，由此催化出一種鬱卒的都市成長。 歷史上台北所體驗到的失落，並非是由於已發展為一大都會，從而衍生出無法很人性地居住的失落感； 而是很實質地失落一個「家」、不可抗拒地隨歷史的巨流浮沈： 一整代的移民們親身經歷與親人生離死別、顛沛流離的苦楚，「家」是只可夢、不可及，只存在記憶裡，變成不真實的意象。 歐洲城市經過都會化發展而導致心靈上「家」的失落，台北則是屢經真正「家」的失落而步上都會化發展。

一九四零年代末期，中國內戰造成了空前的遷徙流離，這是整個民族跨越廣袤國土的大飄泊，其中部份人士來到台灣，將此地當作一個臨時的落腳處。 五零與六零年代的首都台北於是成為一座橋樑，替流離失所的移民們，聯通他們在大陸山的那一邊的老家與在台灣的未來的新家。 當時以整個國家版圖來為台北街道命名，即是一明顯例證。 台北市以鄭州路與中山南北路為十字軸，東西南北四個象限的街道名稱，即以中國大陸東西南北四地區的大小城鎮地名來稱呼。[5]在日常生活中，老鄉們見面彼此就寒暄著︰「我就住在浦城街…」或「我在柳州街開店…」等類似對話，由於熟悉的地名仍然被叫來叫去，少了些身在異鄉的陌生感覺。 整個大陸似乎被縮小在台北市的範圍，在台北可體驗到虛擬的一整個中國。

同時出現在台北街頭的大江南北飲食料理，就更顯熱鬧了。 中華商場一帶的京滬小吃、真北平的烤鴨、三六九的桂花湯圓，中山堂前山西館的涮羊肉，以及隨處可見的川菜館、湘菜館、江浙菜館、廣東茶樓，加上各種麵食、小吃、燒餅油條等，台北簡直成了老饕的樂園。 每一個飄流來台的人士，都可在這個都市嚐到家鄉口味，藉著口腹的滿足，來寬慰思鄉的愁緒。 在吃的方面，一時間台北比中國任何一個地方都還中國，沒有一個大陸城市曾經包容了那麼多的中國各地特色與差異。大概沒有人曾預想到，大遷徙竟也造成了這樣的空前大集結。

在集結差異這個意義上來說，當時台北是一個「實現」(fulfillment)，也是一個「過渡」(transition)的地方[6]： 將在此實現新的家，以老家的特色來建構這新家，且從老家過渡到新家。 從這時空背景上，我們或可再重新評價當時在台北流行的中國復古建築所代表的更深的心理層面。

所謂的復古式建築包括南海學園內的科學館、藝術館、中央圖書館與歷史博物館，文化大學的大成館、大仁館等系列，以及故宮博物院、忠烈祠、中山樓等，它們是歷史性鄉愁建築，而非屬於都會性鄉愁 (如達爾寇所論)，它們之所以存在，是為了安撫整批移民失去了真正家園的創痛，是流離時代的鎮定劑。　這些復古建築，配合城中區內新公園裡的中國式樓台水榭、植物園內的荷花池與花架步道、以及老城樓改換成的北方宮殿形式，皆是企圖在台北市可能的公共空間，重建記憶中的北平故都風情。 當時政府似乎想以仿故都的空間營造，在「神州陸沈」後，為那些從抗戰到內戰中飄泊半生的島上外省軍民及散佈世界的中國人，於復興基地的首都台北，塑造出一統的家園意象，提供一個四海歸心的精神故鄉。 所以台北市的復古建築與庭園，可被看成是民族大遷徙後，為歷經流離困頓的移民心靈，刻意編造來凝聚人心的「家」的元素。

然而因為它們是複製的，這使得「家」的真實感覺萎縮。　所以復古建築製造了雙重的幻覺：　首先它被當作是鄉愁的慰藉，欲以它來替代遙不可及的家鄉；　再來由於它是複製的，它缺乏真正家的真實品質。此外，這一系列的復古建築總是以複製中國北方宮殿形式為主，企圖以大的國族的家——即京城意象 （昔日天子的家），來填補升斗小民所失落的小家的空虛，終究是隔了一層。 比起充滿地域特色的街道命名與南北飲食料理，復古建築有著較濃的政治象徵意味。 從台灣本來的條件來看，它們像是被放錯位置的 (out-of-place) 建築形式——宮殿居然出現在邊陲一島上； 但它們也正反映台灣從邊陲被提升為中央的歷史變局——從此台灣島上有一中央政府、有自己軍隊、有國號、有國旗。 對於賦予台灣一個正式國格而言，宮殿式復古建築又成為適當其位的 (in-place) 形式表徵。

(刊載於「建築」(Dialogue)，90年代某一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