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劃設計要像作裁縫
2006年春天時候，我們系上邀了一位從英國牛津來的年輕教授，來主持一個禮拜的設計營活動，他出了一個很夠怪異的題目，叫做「編織城市」。 他要求參加的同學，利用任何一種纖維布料，將自己對城市的觀察印象或記憶，以自己覺得最適當的方式表現在布料上，然後裁切布料，並以各種方法縫補起來，最後穿在自己身上，來再詮釋原先對城市的特殊印象與記憶。
為了方便同學儘快能以適當的編織或縫補技術完成設計，我找到城市裡的一些朋友幫忙，他們各有自己的工作室，有的有織布機，也有的是成衣設計場，還找到學校邊專門改衣服的小裁縫店老闆娘借用縫衣機，其實同學們哪能那麼快就學會織或縫的技術，他們從未拿過針線，只能推派幾位手腳靈活的代表學會使用縫衣機，可以幫忙服務其他同學，大夥就笨手笨腳地在系館繪圖桌上拿著針線做起裁縫來。
有人把整個城市地圖畫在塑膠雨衣布上，有人把校園路徑分白天與夜晚兩版本、作成提包的外層與內層，也有人在粗布上縫綴各種鈕扣呈現附近藝品街上各式店面分佈…。 這位英國老師對這些作品穿上身時的結果特別感興趣，原來圖案依著身體各部位而轉折、起皺、變形等，於是原來的城市地圖結合到身體曲線，鋪摺出一種新的圖形。
當我帶這老師參觀朋友的成衣作坊時，他對那些打樣的紙板也感興趣，還蒐集一些沒用的紙板回系館。 我從小看媽媽作裁縫，對這些打樣紙板、尺、畫線粉餅都熟悉得很，感覺分外親切。 透過這種幾乎是與生俱來的親切感覺，我逐漸了解這老師出這樣題目，背後其實意味深長。
作裁縫需要對人的身體形狀變化充分了解，由於布是由經緯線編織而成，雖然柔軟，卻是屬於平面的物質，而人體表面每一處卻都是複雜曲面，所以必須將布裁切成適當形狀，一般人是搞不懂這些裁切後的形狀的，只有裁縫師才知道，靠著各片不同平面布塊的縫織，然後可以製作出適合肩、臂、胸、腰、領、襟、臀、腿等部位形狀的「衣服」，所以裁縫師量好身體尺寸後，必須能夠將身體各部位曲面的掌握，藉由幾個部位的尺寸，轉換成平面上的掌握，以粉餅畫出適當的布塊平面，再裁切下來，又技巧地縫織起來，才能變成貼身的曲面狀的衣服。
因為裁縫師必須經常做衣服，為了省事，所以用紙板打樣，就可以按紙板形狀來重複剪裁，只要款式差不多，依照打樣紙板調整尺寸，就可以很快地完成縫製工作。 所以打樣用的紙板成為身體和布料的中介物，衣服要求的款式不同，打的樣板就不同，藉著它們裁縫師將布料剪裁下來而後縫織成衣服。
雖然我一直鼓勵學生盡量放開來玩個痛快，但時間似乎太短了，最後我的學生並非每個人都可穿上他們的作品，他們或穿上或披著或甚至用手提著，總算也體驗到平面布料與身體接觸後的皺摺、紋路以及垂掛的各種形狀，以及本來畫在布上的圖案變形的樣子。 英國老師很客氣，大多以誇讚語氣跟同學討論他們的成果，同學樂不可支，不時地笑鬧成一團…
我倒是在一旁認真地思索著，這還好像呼應一種設計專業的典範革命呢！ 以往設計都是在繪圖桌上完成的，設計師跟平凡人不同之處就在他們會畫圖，他們懂得怎樣把房子的形式畫成圖樣，讓工人可以按圖施工。 在以往匱乏時代，房子或器物是供不應求的，對建築空間的使用者而言，他們就是單純地希望能從無到有。 但當人們進入富足時代，房子與物品供過於求時，大部分使用者其實並不缺住家或缺東西時，他們的需求開始變得複雜而多樣。 以前的需求是較平坦的、幾乎是一致的，只是希望能從沒有到擁有，現在的需求是多變的、像是人的身體沒有一處是平的，今天的設計必須量身打造，設計師必須變得像裁縫師傅一樣。
難怪現在設計專業流行談「微型都市」或「微觀設計」，以往總是把都市或使用者的需求當作是平坦面，在繪圖板(也是另一個平面)上完成的設計作品，把它擺上基地就好了，基地若不平，就把它整平來。 現在的設計強調要注意所有微觀的真實條件，不必非把基地整平，也不主張把使用者需求簡化統一，更去注意各種人文、自然與地理條件的差異，希望設計是把這些微觀條件綜合起來，像是接生般地將設計很真實地分娩出來。
在都市計劃的層面來看，以前的規劃者是以平面圖來構思都市發展的，規劃者像是造物者般地高高在上俯瞰人間，看到的是平面上的關係，這是「鳥的城市」，看到各種與公共設施距離遠近而產生的土地價值與功能分佈。 但一般居民沒有鳥的視界，他們像蟲一般地在地面生活，他們感受到歷史的紋理、生態與氣候的變化、以及人間的聲音氣味觸感等「蟲的城市」經驗。 最近去世的紐約城市論述者珍‧雅各(Jean Jacob)女士，就是有名的蟲的城市捍衛者，終其一生為城市平民的喉舌，大力批判鳥的城市規劃者居高臨下的功能性與功利性觀點。
當我跟一些做社區營造的朋友聊起來，就更進一步體會這其中轉折的意義。 社區營造即是一種參與式設計，而且是以帶動人心、啟動公共參與機制、謀求長遠的社區福祉為目的。 所以，社區營造還介入到更微觀、更微妙的真實場域，政治的運作、人心的曲折起伏、價值觀的轉變等都構成社區凹凹凸凸的複雜紋理，從社造的角度來看空間規劃與設計，就更要超脫以往以「機器」作類比的、功能與效率掛帥的專業宰制模式，要改以「機體」作類比，機體是活的，有其骨架肌肉之間的特殊轉扭伸展關係和筋脈肌理構成的曲折起伏形狀，以此來類比真實世界才是貼切的，因為真實世界本來即無一處是平坦統一的，其實處處皆是參差變異、而且變動不已。 今天的規劃設計者要像裁縫師一樣，必須針對各種特定條件來量身訂作，要懂得依照空間(布料)、需求(款式)與社區(身體)之間相應的特質裁剪、縫織，還要像裁縫師考慮舉手投足、顧盼迴轉之間需要的餘裕空間，來提供社區成長運作的可能空間。
若從總體來看，社區營造好像是裁縫師的打樣紙板，都市是以這些打樣板裁剪的社區布塊一片片縫織起來的，把都市當作空白平板(tabula rasa)來作資源與功能分派，那是規劃者一廂情願的幻想，都市規劃與設計絕不是從零開始的，都市本來就不是平的，而是市民的慾望、記憶、生活所需、以及靈魂深處等等複雜凹凸的構成，而且這些不會是靜止的，而永遠是蠢動變化的狀態。 規劃設計者不應憑空想像、或任意移植他人模型，都市發展需要願景，但這願景是屬於市民大家的，也是穿透過眾人的差異所獲致的創意想像。 裁縫師憑著掌握幾個關鍵的尺寸變數，就能幫人作出合身得體的衣服，這種能耐是都市規劃設計者應該虛心來學習的，而這樣看來，社區營造可以看成是回歸到蟲的城市的一種規劃設計的「方法」吧！
〈小地方台灣新聞網，2006/5月號〉
2010年6月28日 星期一
2010年4月21日 星期三
流離的憂鬱：台北的鄉愁經驗
Melancholy of Displacement: the Nostalgic Experience in Taipei
對一都市的建築研究，其實不應僅止於實質空間結構層面，也應被引導到居民的內在心靈層面。 這些非實質層面常被內化為一城市的獨特性格，它們也形成一種質性基調，串連起當時都市實質建設的意義。 在這方面的研究中，義大利學者達爾寇 (Francesco Dal Co)對「都會」 (Grobstadt) 觀念的闡述，可作為進一步討論的參考框架。 他從赫曼赫塞 (Hermann Hesse) 的作品引申認為都會狀況是被兩個關於都會居住的基本觀念所左右： 家與飄泊 (Home and Voyage)。 它們是無法被結合的相對應事件。 他認為在現代都會中，家庭生活逐漸崩壞，與土地整合一起的感覺漸被撕裂，現代人已無家園可作為歸宿，現代都會中的居民更無法期待任何可供庇護的地方——終就是沒有任何可讓那些終身活在都會的遊牧族去真實擁有的「家」。 此外，那種沒有承諾的飄泊心態，也是導致現代都會中失根感覺 (the feeling of uprootedness) 的重要因素。 那是一種永無止盡的追求心理，追求資本的積累或權力的擴大，不願城市墮入生老病死的宿命循環，相信城市應線性地進步發展。[1] 這種對可供著根的家園的記憶與憧憬，以及耽於飄泊的追逐發展的心靈，使得現代都會人不免經常處於一種失落的憂鬱狀態。
對一個像台北這樣的城市，歷經好幾次突發的變革，失落感是深深地依附在普遍的都市心靈中。 像達爾寇所提的都會中無根飄泊所引發的憂鬱，其實在七零年代中期以後才逐漸渲染開來，這或與當時急劇的都市化與發飆的商業化有關，兩者皆導致與傳統生活及價值的斷裂。 但對「台北人」而言，從根處斷裂所導致的家園失落的感覺一直都是不陌生的歷史情結。 在晚清時期，台北移民感到要對自己的遠離鄉土做一番補償，他們合力建造一座城牆，這城牆象徵著與中國母文化的聯繫，也成了他們的鄉愁慰藉。 以一種文化象徵來看，台北城牆補償了台北移民所失落的鄉土認同。 日據末期，吳濁流稱台灣人是「亞細亞的孤兒」── 一群心靈上無「家」可歸的人； 被殖民的人，雖居住在自己鄉土上，但心靈上卻成為無所寄託的人。[2] 殖民建築的「異他」形式移植本身即是一種失落的建築，提醒被殖民者他們所被剝奪的文化形式。 然而，這些都市建設，也促成台北都市發展上「質」的改變，使台北成為台灣省會與殖民政治經濟中心。
一九四九年內戰後的大遷移，對台灣帶來史無前例的大移民潮，這些移民不像鄭成功時代只來自閩粵，而是來自大陸每個角落，移民的差異性是空前的，他們形成一整代的失根的人口。 白先勇小說「台北人」(1971) 描述當時在台北的這批新移民： 從上海紅舞女、上流社會的官夫人、垂老的退休將領、忠貞的老副官，到其他形形色色小人物等眾生相。 白先勇以挖苦、揶揄又百般同情的口吻稱這些被局勢所迫來台棲身者為「台北人」。 因戰亂流離，他們不得不離開自己原來的熱鬧舞台，不平衡的心理總難忘懷昔日的繁華排場，這些繁華記憶又摻雜著個人過去的青春歡愛，總覺得自己從一個大地方淪落到到一個小邊疆，他們中有不少是大都會 （上海、北京）居民，被命運移置到一個小城市 (台北) 來：「我好比淺水龍，被困在沙灘...」。[3] 水晶認為「台北人」中的尹雪艷是活脫脫的人物精華中的精華，擁有非人的美與魅結合的絕代風華。[4] 但是一直嫁不出去的尹雪豔，其實更象徵著找不到歸宿、無可著落的鄉愁，她是不可捉摸的精魂，她永遠不老，就像遊子心中的故鄉是永遠封藏在記憶中不變又飄零的意象。
因此，台北並不像一般歐洲都會，後者由於工業化及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使人脫離以前完整厚實的傳統文化與生活，個人存在價值遭受嚴重斲傷，因此而生達爾寇所謂的「都會的鄉愁」。 台北的鄉愁來自國家層級上的歷史和政治的無可如何命運，由此催化出一種鬱卒的都市成長。 歷史上台北所體驗到的失落，並非是由於已發展為一大都會，從而衍生出無法很人性地居住的失落感； 而是很實質地失落一個「家」、不可抗拒地隨歷史的巨流浮沈： 一整代的移民們親身經歷與親人生離死別、顛沛流離的苦楚，「家」是只可夢、不可及，只存在記憶裡，變成不真實的意象。 歐洲城市經過都會化發展而導致心靈上「家」的失落，台北則是屢經真正「家」的失落而步上都會化發展。
一九四零年代末期，中國內戰造成了空前的遷徙流離，這是整個民族跨越廣袤國土的大飄泊，其中部份人士來到台灣，將此地當作一個臨時的落腳處。 五零與六零年代的首都台北於是成為一座橋樑，替流離失所的移民們，聯通他們在大陸山的那一邊的老家與在台灣的未來的新家。 當時以整個國家版圖來為台北街道命名，即是一明顯例證。 台北市以鄭州路與中山南北路為十字軸，東西南北四個象限的街道名稱，即以中國大陸東西南北四地區的大小城鎮地名來稱呼。[5]在日常生活中，老鄉們見面彼此就寒暄著︰「我就住在浦城街…」或「我在柳州街開店…」等類似對話，由於熟悉的地名仍然被叫來叫去，少了些身在異鄉的陌生感覺。 整個大陸似乎被縮小在台北市的範圍，在台北可體驗到虛擬的一整個中國。
同時出現在台北街頭的大江南北飲食料理，就更顯熱鬧了。 中華商場一帶的京滬小吃、真北平的烤鴨、三六九的桂花湯圓，中山堂前山西館的涮羊肉，以及隨處可見的川菜館、湘菜館、江浙菜館、廣東茶樓，加上各種麵食、小吃、燒餅油條等，台北簡直成了老饕的樂園。 每一個飄流來台的人士，都可在這個都市嚐到家鄉口味，藉著口腹的滿足，來寬慰思鄉的愁緒。 在吃的方面，一時間台北比中國任何一個地方都還中國，沒有一個大陸城市曾經包容了那麼多的中國各地特色與差異。大概沒有人曾預想到，大遷徙竟也造成了這樣的空前大集結。
在集結差異這個意義上來說，當時台北是一個「實現」(fulfillment)，也是一個「過渡」(transition)的地方[6]： 將在此實現新的家，以老家的特色來建構這新家，且從老家過渡到新家。 從這時空背景上，我們或可再重新評價當時在台北流行的中國復古建築所代表的更深的心理層面。
所謂的復古式建築包括南海學園內的科學館、藝術館、中央圖書館與歷史博物館，文化大學的大成館、大仁館等系列，以及故宮博物院、忠烈祠、中山樓等，它們是歷史性鄉愁建築，而非屬於都會性鄉愁 (如達爾寇所論)，它們之所以存在，是為了安撫整批移民失去了真正家園的創痛，是流離時代的鎮定劑。 這些復古建築，配合城中區內新公園裡的中國式樓台水榭、植物園內的荷花池與花架步道、以及老城樓改換成的北方宮殿形式，皆是企圖在台北市可能的公共空間，重建記憶中的北平故都風情。 當時政府似乎想以仿故都的空間營造，在「神州陸沈」後，為那些從抗戰到內戰中飄泊半生的島上外省軍民及散佈世界的中國人，於復興基地的首都台北，塑造出一統的家園意象，提供一個四海歸心的精神故鄉。 所以台北市的復古建築與庭園，可被看成是民族大遷徙後，為歷經流離困頓的移民心靈，刻意編造來凝聚人心的「家」的元素。
然而因為它們是複製的，這使得「家」的真實感覺萎縮。 所以復古建築製造了雙重的幻覺： 首先它被當作是鄉愁的慰藉，欲以它來替代遙不可及的家鄉； 再來由於它是複製的，它缺乏真正家的真實品質。此外，這一系列的復古建築總是以複製中國北方宮殿形式為主，企圖以大的國族的家——即京城意象 （昔日天子的家），來填補升斗小民所失落的小家的空虛，終究是隔了一層。 比起充滿地域特色的街道命名與南北飲食料理，復古建築有著較濃的政治象徵意味。 從台灣本來的條件來看，它們像是被放錯位置的 (out-of-place) 建築形式——宮殿居然出現在邊陲一島上； 但它們也正反映台灣從邊陲被提升為中央的歷史變局——從此台灣島上有一中央政府、有自己軍隊、有國號、有國旗。 對於賦予台灣一個正式國格而言，宮殿式復古建築又成為適當其位的 (in-place) 形式表徵。
(刊載於「建築」(Dialogue)，90年代某一期吧)
Melancholy of Displacement: the Nostalgic Experience in Taipei
對一都市的建築研究，其實不應僅止於實質空間結構層面，也應被引導到居民的內在心靈層面。 這些非實質層面常被內化為一城市的獨特性格，它們也形成一種質性基調，串連起當時都市實質建設的意義。 在這方面的研究中，義大利學者達爾寇 (Francesco Dal Co)對「都會」 (Grobstadt) 觀念的闡述，可作為進一步討論的參考框架。 他從赫曼赫塞 (Hermann Hesse) 的作品引申認為都會狀況是被兩個關於都會居住的基本觀念所左右： 家與飄泊 (Home and Voyage)。 它們是無法被結合的相對應事件。 他認為在現代都會中，家庭生活逐漸崩壞，與土地整合一起的感覺漸被撕裂，現代人已無家園可作為歸宿，現代都會中的居民更無法期待任何可供庇護的地方——終就是沒有任何可讓那些終身活在都會的遊牧族去真實擁有的「家」。 此外，那種沒有承諾的飄泊心態，也是導致現代都會中失根感覺 (the feeling of uprootedness) 的重要因素。 那是一種永無止盡的追求心理，追求資本的積累或權力的擴大，不願城市墮入生老病死的宿命循環，相信城市應線性地進步發展。[1] 這種對可供著根的家園的記憶與憧憬，以及耽於飄泊的追逐發展的心靈，使得現代都會人不免經常處於一種失落的憂鬱狀態。
對一個像台北這樣的城市，歷經好幾次突發的變革，失落感是深深地依附在普遍的都市心靈中。 像達爾寇所提的都會中無根飄泊所引發的憂鬱，其實在七零年代中期以後才逐漸渲染開來，這或與當時急劇的都市化與發飆的商業化有關，兩者皆導致與傳統生活及價值的斷裂。 但對「台北人」而言，從根處斷裂所導致的家園失落的感覺一直都是不陌生的歷史情結。 在晚清時期，台北移民感到要對自己的遠離鄉土做一番補償，他們合力建造一座城牆，這城牆象徵著與中國母文化的聯繫，也成了他們的鄉愁慰藉。 以一種文化象徵來看，台北城牆補償了台北移民所失落的鄉土認同。 日據末期，吳濁流稱台灣人是「亞細亞的孤兒」── 一群心靈上無「家」可歸的人； 被殖民的人，雖居住在自己鄉土上，但心靈上卻成為無所寄託的人。[2] 殖民建築的「異他」形式移植本身即是一種失落的建築，提醒被殖民者他們所被剝奪的文化形式。 然而，這些都市建設，也促成台北都市發展上「質」的改變，使台北成為台灣省會與殖民政治經濟中心。
一九四九年內戰後的大遷移，對台灣帶來史無前例的大移民潮，這些移民不像鄭成功時代只來自閩粵，而是來自大陸每個角落，移民的差異性是空前的，他們形成一整代的失根的人口。 白先勇小說「台北人」(1971) 描述當時在台北的這批新移民： 從上海紅舞女、上流社會的官夫人、垂老的退休將領、忠貞的老副官，到其他形形色色小人物等眾生相。 白先勇以挖苦、揶揄又百般同情的口吻稱這些被局勢所迫來台棲身者為「台北人」。 因戰亂流離，他們不得不離開自己原來的熱鬧舞台，不平衡的心理總難忘懷昔日的繁華排場，這些繁華記憶又摻雜著個人過去的青春歡愛，總覺得自己從一個大地方淪落到到一個小邊疆，他們中有不少是大都會 （上海、北京）居民，被命運移置到一個小城市 (台北) 來：「我好比淺水龍，被困在沙灘...」。[3] 水晶認為「台北人」中的尹雪艷是活脫脫的人物精華中的精華，擁有非人的美與魅結合的絕代風華。[4] 但是一直嫁不出去的尹雪豔，其實更象徵著找不到歸宿、無可著落的鄉愁，她是不可捉摸的精魂，她永遠不老，就像遊子心中的故鄉是永遠封藏在記憶中不變又飄零的意象。
因此，台北並不像一般歐洲都會，後者由於工業化及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使人脫離以前完整厚實的傳統文化與生活，個人存在價值遭受嚴重斲傷，因此而生達爾寇所謂的「都會的鄉愁」。 台北的鄉愁來自國家層級上的歷史和政治的無可如何命運，由此催化出一種鬱卒的都市成長。 歷史上台北所體驗到的失落，並非是由於已發展為一大都會，從而衍生出無法很人性地居住的失落感； 而是很實質地失落一個「家」、不可抗拒地隨歷史的巨流浮沈： 一整代的移民們親身經歷與親人生離死別、顛沛流離的苦楚，「家」是只可夢、不可及，只存在記憶裡，變成不真實的意象。 歐洲城市經過都會化發展而導致心靈上「家」的失落，台北則是屢經真正「家」的失落而步上都會化發展。
一九四零年代末期，中國內戰造成了空前的遷徙流離，這是整個民族跨越廣袤國土的大飄泊，其中部份人士來到台灣，將此地當作一個臨時的落腳處。 五零與六零年代的首都台北於是成為一座橋樑，替流離失所的移民們，聯通他們在大陸山的那一邊的老家與在台灣的未來的新家。 當時以整個國家版圖來為台北街道命名，即是一明顯例證。 台北市以鄭州路與中山南北路為十字軸，東西南北四個象限的街道名稱，即以中國大陸東西南北四地區的大小城鎮地名來稱呼。[5]在日常生活中，老鄉們見面彼此就寒暄著︰「我就住在浦城街…」或「我在柳州街開店…」等類似對話，由於熟悉的地名仍然被叫來叫去，少了些身在異鄉的陌生感覺。 整個大陸似乎被縮小在台北市的範圍，在台北可體驗到虛擬的一整個中國。
同時出現在台北街頭的大江南北飲食料理，就更顯熱鬧了。 中華商場一帶的京滬小吃、真北平的烤鴨、三六九的桂花湯圓，中山堂前山西館的涮羊肉，以及隨處可見的川菜館、湘菜館、江浙菜館、廣東茶樓，加上各種麵食、小吃、燒餅油條等，台北簡直成了老饕的樂園。 每一個飄流來台的人士，都可在這個都市嚐到家鄉口味，藉著口腹的滿足，來寬慰思鄉的愁緒。 在吃的方面，一時間台北比中國任何一個地方都還中國，沒有一個大陸城市曾經包容了那麼多的中國各地特色與差異。大概沒有人曾預想到，大遷徙竟也造成了這樣的空前大集結。
在集結差異這個意義上來說，當時台北是一個「實現」(fulfillment)，也是一個「過渡」(transition)的地方[6]： 將在此實現新的家，以老家的特色來建構這新家，且從老家過渡到新家。 從這時空背景上，我們或可再重新評價當時在台北流行的中國復古建築所代表的更深的心理層面。
所謂的復古式建築包括南海學園內的科學館、藝術館、中央圖書館與歷史博物館，文化大學的大成館、大仁館等系列，以及故宮博物院、忠烈祠、中山樓等，它們是歷史性鄉愁建築，而非屬於都會性鄉愁 (如達爾寇所論)，它們之所以存在，是為了安撫整批移民失去了真正家園的創痛，是流離時代的鎮定劑。 這些復古建築，配合城中區內新公園裡的中國式樓台水榭、植物園內的荷花池與花架步道、以及老城樓改換成的北方宮殿形式，皆是企圖在台北市可能的公共空間，重建記憶中的北平故都風情。 當時政府似乎想以仿故都的空間營造，在「神州陸沈」後，為那些從抗戰到內戰中飄泊半生的島上外省軍民及散佈世界的中國人，於復興基地的首都台北，塑造出一統的家園意象，提供一個四海歸心的精神故鄉。 所以台北市的復古建築與庭園，可被看成是民族大遷徙後，為歷經流離困頓的移民心靈，刻意編造來凝聚人心的「家」的元素。
然而因為它們是複製的，這使得「家」的真實感覺萎縮。 所以復古建築製造了雙重的幻覺： 首先它被當作是鄉愁的慰藉，欲以它來替代遙不可及的家鄉； 再來由於它是複製的，它缺乏真正家的真實品質。此外，這一系列的復古建築總是以複製中國北方宮殿形式為主，企圖以大的國族的家——即京城意象 （昔日天子的家），來填補升斗小民所失落的小家的空虛，終究是隔了一層。 比起充滿地域特色的街道命名與南北飲食料理，復古建築有著較濃的政治象徵意味。 從台灣本來的條件來看，它們像是被放錯位置的 (out-of-place) 建築形式——宮殿居然出現在邊陲一島上； 但它們也正反映台灣從邊陲被提升為中央的歷史變局——從此台灣島上有一中央政府、有自己軍隊、有國號、有國旗。 對於賦予台灣一個正式國格而言，宮殿式復古建築又成為適當其位的 (in-place) 形式表徵。
(刊載於「建築」(Dialogue)，90年代某一期吧)
台北寓言：王大閎在「杜連魁」中的現代性再書寫
Taipei Fable: Wang Ta-hung’s Re-writing of Modernity with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羅時瑋/ 東海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發表於「久違的王大閎」學術研討會，實踐大建築系主辦，2006/9，台中酒廠
刊載於《城市與設計學報》，2007/3，第﹝一﹞17期，頁 229-246。
前言
王大閎是台灣現代建築大師級人物，他的作品代表現代與傳統的折衷表現，其形式並不完全現代、也不完全傳統[1]，這標示他那一代人所接受的現代建築論在台灣時空條件上的實現方式，王大閎本人除了為數不少的建築作品外，談論自己作品或自己的建築觀的文字很少，他似乎堅持以作品本身來實踐一個建築師的使命，他發表的文字反而以小品散文和文學翻譯居多[2]，「杜連魁」是其中份量最重的文字作品了。
「杜連魁」出版於一九七七年，據王大閎本人說這花了他十年時間完成，這是一本奇怪的譯作，原書是奧斯卡‧王爾德寫於一八九一年的「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故事地點發生在十九世紀末的倫敦，王大閎把它改在一九七零年代的台北市，這種移花接木的譯法是少見的，可能不符合翻譯的常規吧，但據說出版後頗受當時知識界青睞，它的價值應已經超過對一本英文小說的翻譯貢獻(徐進夫早在一九七二年即已完成中譯本，由晨鐘出版)，而是變為對剛剛富裕起來的台北提出一個前瞻性的警世預言。
王大閎十二歲以前，在北京、蘇州成長，父親王寵惠是中華民國第一任外交總長及司法院長，由於家學淵源，使他從小浸淫在精緻的中國傳統文化薰陶裡，此後直到二十六歲都在歐美環境中學習，他的思考行事大概無法脫離西式影響，但中國文化說是他的內在深沉母文化應也不為過。在台灣的戰後第一代建築師中，他應該最有條件來作為「西方現代」的代言人，他會選擇王爾德的這本著作來翻譯，絕非偶然隨興之舉，把故事置入台北時空是一妙著，但藉此形容一個全新的台北現代靈魂才是他真正的意圖吧。
因此，這本譯書既是一故事文本，值得從情節內容再推敲其時空脈絡上的台北版意義，它本身又是一象徵，照亮了台灣現代性的一些特殊經驗。 本文嚐試從這本譯著中尋覓王大閎對現代性的詮釋，並企圖藉此摸索一個台灣的觀點，最後再來試圖建立一個觀看他的建築作品的新角度。
台北的現代靈魂
故事主角杜連魁是一俊美的傳奇男子，故事開始時他的畫家朋友貝席正為他畫像，另一角色吳騰提醒他青春容顏終將衰老，受到這樣刺激，使杜連魁暗中發願： 「如我能永遠年輕，讓畫的人慢慢地變老！ 要是能這樣的話，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我甚至願意拿我的靈魂來交換。」(頁35) 吳騰慫恿杜連魁不要虛度青春，要掌握住自己的生活，因此杜連魁開始渴望各種刺激與享受，他到西區萬華聽歌，愛上了歌女薛碧芳，但當他帶貝席與吳騰去看碧芳演唱時，碧芳表演失常，因為碧芳要用「心」來愛，她要愛真實的活生生的人，接近杜連魁的真實愛情後，舞台上的愛情頓時變為虛假的編造，她不惜放棄自己才藝要完完全全地擁抱真實，沒想到她所愛的真實男子---杜連魁---卻是看重舞台上成就勝於真實感情的人，她失敗的演出讓杜連魁失望且感覺失面子，無視於她的真心傾慕，他憤怒地絕情而去。
當他回到家時意外發現畫像裡的自己出現殘酷的皺紋，但從鏡中卻見真實自己沒有絲毫改變，他發現他的誓願竟然成真，畫像裡的人代替他變老變醜陋。 但碧芳因此自殺身亡，杜連魁自此放縱自己追逐享樂，甚至過著道德淪喪的生活，卻依然保有青春容貌，而畫像中的人一天天變老醜，成為他難以承受的秘密。 後來他讓畫家朋友貝席看見自己的靈魂---也就是畫像中變得醜陋萬分的自己，羞怒中竟然殺死這位好友，事後還冷靜地滅屍，並且優雅地繼續參加應酬。 他更是常在夜裡到萬華一帶嫖妓縱慾，白天又過著翩翩佳公子的擺闊排場生活。 最後他無法忍受畫像中的醜陋老人，要把這秘密消滅，他往畫像戳刺，反而刺死自己。
王爾德的這原著以寓言故事描寫現代性的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將現代人的人格分裂放在現代城市新舊斷裂的背景上，書中呈現十九世紀末倫敦的富有西區(West End)與貧窮東區(East End)的對照，前者是新興的、富有的，無情又傲慢的上流(high brow)階級，後者是舊有的、貧窮的，但卻是有情有愛的下層(low brow)世界。 最重要的是書中穿插的無神與虛無的論調，其實標明了現代化思想與傳統的斷裂，那種掠奪性的進步思維態度，挑逗人性中無止盡的慾望追求，與傳統文化中有限的世界觀產生嚴重衝突[3]。
但是故事核心的主角與畫像的交替關聯，牽動的是現代性在「時間」感知上的根本課題。 Hilde Heynen主張現代性有兩個層面，一是計劃式的(programmatic)，另一是無常的(transitory)。 前者引出全新機構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現代建設，鼓吹進步與解放的一種方案，這顯示在實質環境上的新興市區與老舊市區的差距； 後者是指現代社會被迫墜入每一瞬息都要求變的追逐創新與反叛的時間渦流中，現代人被捲入前所未有的時間空間經驗中。[4] 促成這個時間-空間背後的趨力可以引用Marshall Berman所說的「追求發展的慾望」(desire for development)來形容，這是歌德的浮士德精神[5]。
畫家畫出的畫與吳騰的論調，使杜連魁意識到自己擁有的美質，以及這美質終將失去的事實，杜連魁在那一剎間發出的誓願，跟浮士德與魔鬼的交易是一樣的。 像浮士德以生命來與魔鬼交易更多的知識、更多的權能，以及繼之而來的財富與享受，杜連魁甚至還要更多---要求永恆---永遠不老，這些都是現代性的根源本質，意即是權力意志(will for power)。 浮士德以靈魂來交換知識與權力，杜連魁同樣願以靈魂來換取永遠的青春美質，以使他得以永不停止地追求生活的藝術。 浮士德與魔鬼簽下二十四年為所欲為的合約，但時限到了他必須跟魔鬼下地獄，而杜連魁卻有畫像代替他變老醜，使他永保青春美貌。
確知碧芳的死訊後，對著畫像中的人杜連魁逐漸了解了自己的命運：「…他忽然看清了他對生活的要求：他要的是永久的青春，他要的是無限的熱情，他要的是美妙的享受和縱情的歡樂。 他要不顧一切後果往這方向走去。 命運賜給他這幅畫像，要它來替他承擔一切恥辱和罪惡。…」(王譯，頁115) 他放縱自己追逐生活的刺激與享受，並提升到感官的極致：「他追求生活，他要使享樂成為生活的哲學，精神上至高的實踐。」(同上，頁145) 杜連魁知道命運已經跟他達成協議，他成為一個唯美的浮士德。但如同老子說的：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老子第二章)，自知與自恃為美就更易墮入罪惡了。
另一書中最重要角色是播弄思想的吳騰(原書則稱為亨利‧瓦頓勳爵)，王大閎以「無疼」來稱呼，點破了他是無疼無痛、沒有感覺、心中無神的人，他像是一位喬治辛姆爾式的都會中心靈倦膩(blasé)的人[6]，代表著現代主義的虛無論調。他其實就是誘惑浮士德的魔鬼---梅菲斯多斐爾斯(Mephistopheles)---的化身，他聰明機智、學問淵博，點燃起杜連魁對生命的覺醒，並挑動他對生活享樂的追逐慾望。
他送給杜連魁一本享樂寶典，敘述一位十八世紀巴黎青年對世間各種熱情與思想方式的考古紀錄，這本書影響了杜連魁的思想，恰恰正當化了他的永無止境的慾望探索，但這一章被王大閎改寫成吳騰帶著杜連魁旅遊歐美散心，他們到倫敦，再往法國，然後前往美國，之後再接回原書對搜羅世界奇珍物品的喜愛。
被王大閎刪節掉的這本黃色包裝的書，蒐集了全世界各種的官能享受的百科全書，其實正是魔鬼的誘惑書---「世間的罪惡彷彿穿起華美服飾，配合著優美笛聲，在他面前上演一出默劇。…這是一本有害的書，書中一頁頁彷彿都繚繞著濃濃的薰香味，使大腦迷亂。」(顏譯, 頁153-155) 王爾德用整整第十一章來談這本書以及它對杜連魁的影響，王大閎為何故意刪去這本書而只淺淺帶到一點內容？
可能的解釋是這本書描述歐洲幾個世紀來的怪誕詛咒傳聞軼事，充滿蠱惑力的殘酷的喜悅，這是歐洲大陸的黑暗傳奇，對台灣而言文化隔閡太大，但最重要的應是王大閎要叫喚出來的，是稚嫩的台北浮士德，這本書對台北的杜連魁而言太過毒辣沉重，因此王譯本完全未提及這本書。
在這裡我們可理解王大閎願意花十年時間，來為台北翻譯又改寫這本書的根本意圖了，對這本書的選擇本身即有深刻的時空意味上的拿捏。 台北在七零年代初期，幾條主要道路如忠孝東路、仁愛路三段、敦化南路、信義路、和平東路等拆除違建拓寬路面，新生南路到頂好的塯公圳加蓋，闢建松江路、南京東路等，整體市容丕變，加上公寓大樓開始出現，國父紀念館剛完成，新興台北儼然以自由中國的新風貌自居，也充滿日後台灣成為新興工業國家的蓬勃朝氣，但王大閎就在此時嗅聞到這裡面讓人不安的一面： 原本純潔美好(農民、移民的)靈魂正與全面開發的慾望進行交易，不計一切代價，甚至願以靈魂交換，只要亮麗新潮，只要財富知識，要永遠站在時間前頭，西方的浮士德來到台北了。
現代性的掠奪與代償
在前半部女主角死後，原書第十一章描寫的是亨利勳爵(王譯書中的吳騰)送給杜連魁的一本奇書，和杜連魁流連在香料、樂器、珠寶、刺繡、服裝等奇珍異品上的考就樂趣，這些寶物以及他所蒐藏的其他一切，是他用來遺忘的一種工具，尤其是暫時逃避對那畫像的恐懼，這是失去時間性的他對真實時間的恐懼，這種恐懼大得讓他難以忍受。
這一章述說的寶物與蒐集癖好其實可看成是是人類世界的「掠奪性」發展的本質，財富讓人可以擁有、可以鑑賞美好事物；另一方面，這些珍寶又象徵著西方殖民帝國在全世界殖民地榨取而來的業績或先進工業國在全球貿易上的優勢壟斷，在王爾德故事中的倫敦是一強大殖民與工業帝國的財富中心，小說中反映的是全球掠奪經濟的樞鈕。王爾德的倫敦與波特萊爾的巴黎都是當時世界的工業化資本主義與殖民帝國主義的大都會，這強大的工業生產與全球殖產事業是他們現代化的雄厚基礎，惟其有此實力才可能凝聚出浮士德的悲劇精神。
這種現代性的掠奪本性是冷靜又無情的：「我們需要源源不絕的能量來應付一成不變、單調乏味的習慣循環。 也可能生出一種強烈渴望，希望有一天早上睜開眼睛時，能看到一個在夜裡依照我們的喜好改造過的嶄新世界，…在這裡幾乎或絲毫沒有過去的立足之地。 格雷覺得創造這類的世界才是人生真正的目標，…他會尋找其中既新奇又悅人的感覺，…然後當他領悟其真諦，滿足了自己理性的好奇以後，便以一種奇特的漠然態度放下…」(顏譯本，頁161-162)
原書裡格雷本身即是過著掠奪性的生活，西碧‧梵恩(王譯本稱為薛碧珍)之後他心中再也沒有愛，因為「天若有情天亦老」，不老即是無情，不老是無疼(吳騰)無痛，會老的生命才有情愛可言。 格雷的愛情就只那第一次，那情竇初開時與女藝人的純真戀愛，很快就被上流社會的傲慢所毀滅。不老青春的代價是無盡的焦慮、不安、悔恨，只能靠著蒐刮世界珍藏來麻木自己。
但是，王大閎譯本中卻把這大英帝國財富的掠奪樂趣淡化，反而改成杜連魁從第三世界台灣往歐美的渡假之旅，這一章很有意思地以王大閎本人的留學遊歷與對音樂藝術喜好穿插進去，似乎已將他本人與杜連魁結合一起，置入了他個人的異國經驗，這是台北東區的杜連魁的探本之旅，往現代化的源頭---歐美---去遊歷。 王大閎把故事放到台北，立即發現台北不過是一剛起步的資本主義城市，掠奪天性剛被啟蒙，簡直無甚可著墨，但台北只是一個淺薄的城市，新興地區蓬勃起來，老舊地區就顯窳陋了，這種代償現象倒是在台北應驗出來。
現代性對第三世界國家即是掠奪的代名詞，而現代與傳統則相互糾結。現代是光鮮亮麗，現代是無止盡的追求新事物、新知識與新經驗，像是Marshall Berman所指出的浮士德的勇於以自己靈魂來交換至高的知識與權力。但是追求現代化所付出的代價，是由代表傳統的部門埋單，這些部門包括農業、鄉村、老舊市區、地方信仰等，光鮮亮麗外表下的猙獰邪惡本質，由傳統來概括承受，現代永遠是新潮的良善的，傳統卻變蒼老醜陋。
正常的生命總是不斷進行老化過程，人的成長是整合的，吸收新的事物，保持新的狀態，但同時總是與舊有事物與狀態妥協結合，正常的社會也是不斷生產自己的傳統。 然而，現代卻是要向傳統割裂，甚至拒絕自己本身的傳統。 要讓美貌永遠保存不變，要求不老，即是永遠保持最新、這不就是現代性的本質，不要變老變舊變落伍，永遠要在「時間」(時代)之前，但這必須付出代價，像浮士德一樣。
吳騰賦予現代性一都會立場的理論架構，那是享樂主義的傾向，骨子裡是掠奪而非真情真愛。 追求不老是古老的慾望，像秦始皇、漢武帝，但杜連魁更清楚地表明要永遠保有青春，要求永遠「新」而不要「舊」，但這本書也點明這是不可能的，表面上有情有義的人一定會變老，只有無情無義的人才不會老，但終究無情無義的人也會老的，他之所以不老不變醜，其實是畫像在代替真實的人變得老醜，這就像是「現代」不斷求新、甚至不擇手段地求新，而「傳統」不斷被貶抑、而替代性地變老變醜。
杜連魁成為超越道德的存在，他本人常保青春無邪的外貌。 他是慾望的完整集合，高貴與卑劣、灑脫與焦慮、做作與任性，但在外貌上卻只見上帝的美善，絲毫不露魔鬼的劣行與心腸。一切道德的負荷由畫像承擔下來，違反道德的罪惡感造成的面目可憎與形體齷齪的後果，只在畫像上呈現。
當畫家看到自己作品中當年自己崇拜的俊美青年已經變成猙獰的老人，不禁發出哀鳴：「天啊！ 我崇拜過這樣一個人嗎？」 杜連魁帶著絕望和灰心的神色說：「我
們本身同時是善良和邪惡」[7](頁158)，但就在下一瞬間，邪惡戰勝了善良，杜連魁揮刀殺死了這畫家朋友。畫家被刺前的哀鳴是： 「…我因過分崇拜你而受過罪。 你呢？ 因為太崇拜你自己，也得到了懲罰。」(頁159) 這懲罰是什麼呢？這是要命的懲罰，杜連魁太崇拜自己，迷失在各種誘惑之中，以為自己可以不顧一切地享受誘惑的滿足，以至於無法接受自己付出的道德上的缺憾醜陋，他羞於讓人見到畫像所承擔的他內心的齷齪，他憤而要毀滅那醜惡的畫像，卻不知毀滅了畫像就毀了自己。
這樣地追逐青春永駐、卻付出生命代價的故事(生命同時兼有善良與邪惡)，對於一個第三世界地區追求現代化所付出的代價具有什麼啟示呢？永恆的青春不等於幸福，因為忍心以靈魂來換取不死青春的意念本身就是生命的逾越，這意念一經啟動，就像是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所有慾望都傾洩而出。 現代若一直只是追求新奇，而沒有將之消化來與舊傳統整合，那這種永遠的新奇只是虛無的新奇，像掠奪來的珍奇寶物，惹得心靈永難饜足。 吳騰批評台北最可悲地排斥了自己優秀的文化，而吸收的卻是西方最粗劣的物質文明，也點出了當時新興台北的盲點。
這樣的對照場景在王大閎轉譯的書中，被換成一九七零年代台北市的東區與西區的差異，提前放大了當時崛起的東區生活與西區落後的對比。 東區的亮麗與西區的窳陋形成強烈對比，老舊西區承擔著東區新潮發展的代價，代償性地為東區而變得醜陋。這就像是世界上的殖民帝國掠奪殖民地的資源而強大以求新求變，被壓榨的殖民地卻得承受壓迫、被迫得去替代這些帝國而變得老醜。 整個世界在現代化的亮麗外表下，卻是由傳統在承擔發展帶來的所有醜陋副作用。這在第三世界地區剛以後進模式逐步趨向資本主義發展之際尤其明顯，整個地區的老舊與傳統部門，代償性地停滯、沒落而醜陋，以供新興地區與現代部門全力衝刺跟隨先進工業國的腳步。
王大閎在第十一章的取捨，其實反映了當時台北的處境與觀點，台北的現代性經驗是後進的、仿效的特質，在全球實力上對外還談不上什麼掠奪性，只是在內部上現代性的代償作用已經顯現，台北西區正替代東區而停滯老化，整個國家在全球現代化競爭場域上，也被迫以傳統的衰敗來交換激進現代化發展，王大閎本人是否也覺察到自己的身世身分，把自身求學經歷寫進去的同時，也看到同時代的另一大半個台灣正替代他而變老變醜呢？
現代化-西化-中國化
王大閎把道德上的反省以美學方式呈現出來，他找到可以抗拒西方帝國文明的立足點，那就是中國古典文化精華，濃縮在歷代各種生活器物的藝術形式裡。他的譯本於是杜撰了不少原書所沒有的物件，兼有華洋風味，使故事場景更接近當時台北的真實環境。
在王爾德原著中的物件---包括穿著、房間裝潢擺設等---呈現出當時豪華的時髦生活寫照，如格雷家居生活中的賽弗爾古瓷製成的小托盤、路易十五時期的雕花銀器化妝用具、絲繡華麗的喀什米爾羊毛晨衣(第八章)、他家的玄關裝飾著橡木嵌板、天花板垂掛著巨大鍍金的威尼斯吊燈(第七章)，當時倫敦現代化生活是透過殖民事業與貿易經濟所支撐起的繁複異國風味構成，那是十九世紀末帝國首都的上流生活品味。
但王大閎的七零年代台北浮華生活則充滿西化色彩，台北生活是充滿洋味的---德姆勒汽車、蘇伯拉尼菸、白金伯爵腕表(第一章)、水晶杯裡的威士忌(第二章)、黑色的蘇伯拉尼菸(第三章)、大紅色佛拉利汽車、杜連魁家中的威尼斯水晶吊燈(第七章)、馬賽拉帝跑車(第八章)、臥室的泰絲窗帘、灰色法蘭絨西裝、義大利絲製領帶(第十四章)、黑凱絲綿羊西服、瑞士絲的深紅波卡點領帶、餐桌上的匈牙利鵝肝、班內第克挺酒(第十五章)…這些都是原書完全沒有的物品，都是台北上流社會使用的舶來品。
原書是掠奪式文明產物，但王譯本中的生活是台北版的。 這些西化的物件，在王大閎筆下，又與中國情調物品相互穿插，譬如第四章吳騰家的書房擺設：「靠窗的胡桃木書桌上放著一件明代青瓷瓶，裡面插著黃劍蘭。陽光透過米色的窗帘涉入室內照在火紅厚羊毛地毯上。 杜連魁在一張舒軟的小牛皮沙發上坐下，傭人端上一杯烏龍茶放在旁邊的福建雕漆茶几上。」[8]
又如第八章提到用來遮住畫像的清代的古屏風，那是「四片狹長福州漆的板子上面嵌著各色的玉和寶石鑲成的樹木、花石和人物」[9]。 第四章原書中格雷翻看一本法文小說插畫，卻被改寫成杜連魁翻看珍版插圖的紅樓夢裡的「葬花吟」，其後對話中的看歌劇改寫為看平劇，第十四章裡的法文詩被改寫成李後主的「菩薩蠻」。第十五章王大閎添寫的筵席更有趣：上過匈牙利鵝肝前菜後，主菜上來的是清炒明蝦、紅燜鮑魚，喝的是陳年紹興，最後上來一盤日本水密桃。
所有以上譯書上出現的中西物品或菜餚，除了杜連魁家中的威尼斯吊燈，無一是原著中所提到的。這應是王大閎對當時台北上流生活的描寫吧，位在新興的仁愛路、敦化路、陽明山等地是當時台北名流居住往來之地，崇洋媚外之餘，夾以中國精緻的傳統器物點綴，烘托出中西合璧的上流生活品味。
但畢竟王大閎的中國母文化意識識清醒的，在第十一章旅遊中王大閎突然穿插了一句：「在台北時，吳騰時常說最可悲的是我們排斥了自己優秀的文化，而吸收的卻是西方最粗劣的物質文明。」 這句話也是原書沒有的。 中國文化其實也成為區別東區繁華與西區沒落的指標，萬華那邊是傖俗的赤裸裸市井生活而已，哪裡還談得上文化。
於是，就問題意識而言，王爾德的原書與王大閎的譯本是有出入的。 雖然這不是原創地從台北經驗發展出來的故事架構，這是王爾德藉倫敦的時空架構發展出來的故事，而這譯本是一時空剪輯或像是接枝(graft)，像是Collin Rowe所說的「拼貼」(collage)，但有沒有因此種異類拼湊而突顯出台北本身的特殊情境？ 台北時空涵構所蘊育的問題意識為何？ 至少應可簡單地說，王爾德在「格雷的畫像」原書的掠奪與代償的社會性問題意識，被王大閎在「杜連魁」裡隱隱地埋伏下文化性傾向的解題出路。
原書中的格雷比較像是一個傀儡，亨利爵士的思想才是主角，在王大閎的譯著中，大幅刪減吳騰(即原書中的亨利)的議論，因此少掉王爾德式的滔滔詭辯，但比較能突出杜連魁(即原書中的格雷)作為行動者的地位，所以原書中王爾德的化身是亨利(即王譯本中的吳騰)，但在王大閎的改版中，杜連魁近乎是王本人的寫照，尤其是第十一章中改寫成王自己的留學遊蹤，成為第三世界上流人士往第一世界的朝聖之旅。這也顯示王大閎的問題意識是薄弱的，顯得已棄守早年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堅持，已經「全盤西化」，而以「他」 (西方英國的倫敦)論「己」(新興台灣的台北)，但王大閎雖是徹頭徹尾受西化影響的人，中國文化在骨子裡仍是發揮作用的，王仍是一個從中國文化情境走出來的現代人，中庸仍是他的內在信仰，對他而言，中西文化融合就是台北現代化的一條路。
王大閎藉力使力，在「杜連魁」譯作中點出了台北作為亞洲一份子的現代性特質。首先，這是移植或移譯的現代性，台北的發展那麼容易地可對號入座到百年前倫敦的經驗，這本書一時間內對台北而言是「錯位」(displacement)的思考，但似乎也在下一個時間內讓台北更洽當地找到「定位」(emplacement)，此種移花接木的譯法，有助於認清台北新崛起的浮士德慾望---從第三世界跨入新興工業化國家(或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慾望，這是具有掠奪性潛力的新慾望。
第二，相對於現代求新的慾望，傳統不斷替代地變老變醜，不斷地在現代/西方的參考架構下變得齷齪不堪，這種代償性自殘，對台北而言，是舊市區替代新市區的的沒落，更深一層看，整個台灣在全球化分工體系下也落得替代先進工業國而戕害自我，是把自我(the self)不斷地錯位成他者(the other)，而促成自己的文化傳統提前衰老。
第三，最大的啟示在於，這醜陋其實正是被美化的現代與被理想化的西方自己所有，醜的與美的、善良與邪惡其實是一體的，殺了醜的，美的也一起被毀滅
王大閎的洞見使他找到王爾德的這本書，王爾德針對西方現代性的自我反省，被王大閎拿來檢視台北的現代性---還談不上對外的掠奪性，對內的代償作用倒是已經不容忽視。
第四，王大閎的建築作品投射出一種出路： 應穿過代償性迷障，要以整合作用重新來綜攝現代與傳統/ 東方與西方，消解正反矛盾律，讓矛盾共存、差異並列。 對當時台灣而言，中國傳統文化精華是一項最恰當的資源，足以抗拒「現代化等同於西化」的文化掠奪性威脅。
結論： 一個「後達爾文主義」的現代建築出路
王大閎沒有提出都市發展上東西區失衡問題的解答，但他對建築上的現代與傳統調適的問題，在他一些作品上流露出較清楚的看法。 王大閎在建築上提出如何不讓「傳統」代償地為「現代」而變老醜的途徑，也就是不讓自己文化傳統成為現代「他者」，他的策略是讓現代性進入到傳統的空間基模(schemata)中，他的住宅空間是落到傳統的「明堂」或「九宮格」的格局架構上，讓餐廳成為住宅配置的核心； 或如虹廬，還殘留有小合院的味道； 或像外交部，都是以直軸畫幅的比例來開窗； 或如國父紀念館的琉璃瓦大屋頂，在正中央上方破開一入口。 讓新不能全新，要半新不舊，所以舊的傳統就不必代償地變老醜，而是藉著新形式、新內容而重新獲得新生機。
王爾德原書中的傳統與現代是「非彼即此」(either-or)地不能同時相容，王大閎的「杜連魁」在場景安排上杜撰出中西交織的空間圖像，也導向他在建築上的「同時兼有」(both-and)的精神。 在今天大家都談「藍海策略」時，回頭看王大閎的這本奇書，真讓人有隔世相逢的喜悅與唏噓。
王大閎在第十一章仍然忠實譯出杜連魁的複雜心靈：「他深知人的本質複雜難測，人的天性也不是單純固定的。 在每人不同的生活中有千萬種不同的感覺。 軀體中潛伏著各種歷代流傳下來的意識和情感，他血液裡也隱藏著祖先遺傳給他的疾病和毒菌。 他無法拒絕這些奇特、可怕的遺贈物。」（王譯本，頁146） 產生杜連魁的時代是王爾德、波特萊爾、尼采、佛洛依德…的時代，是人類對自己的了解進入最豐富動態的起始階段，杜連魁因此是很難被簡化的優越複雜物種，但杜連魁血液中流著的是「達爾文主義」的基因，這使一切變得不同。 杜連魁對複雜人性的理解是對的，但他被交換掉靈魂的浮士德生命認為「犧牲弱者以成就強者」是天經地義的生存之道，他只知適者生存，而不知適者的生存，是無數他者被迫代償地受壓抑而產生的結果。
台灣現代建築應該認清「後達爾文主義」(Post-Darwinist)的趨向才是正途，這世界並不存在---也不該存在---鏡像映射的另一個「自己」，作為一個代償性的他者，來替代我們變老變醜。 這世界只是充滿擁有主體性的無數的自我，每一個體都只是自身的存在，而不必替代任何其他個體受苦受害； 各自悠遊自適，彼此相忘乎江湖。
王大閎當時還看不到「雲門舞集」、「琉璃工坊」、「漢唐樂府」等今天的成就，他的建築就已往中國文化基模(schema)的方向嚐試，就如本文一開始所說的，這是他那一代人所接受的現代建築論在台灣時空條件上的實現方式，今天這個方向依然有其價值與前景，雖然台灣的主體性應是一流動不拘的「過程」，而從杜連魁的浮士德幽靈到今天對後達爾文主義的體認，台灣的文化創意確實該是更開展、更具磅礡個性，而台灣當前的建築或許也到該回頭再看王大閎的時候了。
參考書目
Berman, Marshall.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 Verso,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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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de, Oscar.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891, 1926,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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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爾德，《格雷的畫像》，徐進夫譯，台北：晨鐘，1972。
王爾德，《格雷的畫像》，顏湘如譯，台北：台灣商務，2004。
林以青，《從文學作品看台北都會情境變遷：1950s-1970s》，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羅時瑋，〈現代都會建築的擬仿向度：從巴塞隆納展覽館到(王大閎的)虹廬、良士與鴻霖大廈〉，《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1993, no. 7, 頁121-137。
蕭梅(編)，《王大閎作品集》，台北： 台北技術學院建築系，1991。
Marlowe, Christopher(馬婁). 《浮士德博士悲劇史》，郭錦秀譯，台北： 桂冠，2000。
[1] 詳見拙作〈現代都會建築的擬仿向度：從巴塞隆納展覽館到(王大閎的)虹廬、良士與鴻霖大廈〉，《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no. 7, 頁121-137。
[2] 詳見蕭梅(編)，《王大閎作品集》，台北： 台北技術學院建築系，1991。
[3] 結果導致女主角Sibyl Vane與畫家Basil Howard的死，最後以主角Dorian Gray的死亡收場。
[4] Heynen, Hilde. Architecture and Modernity: A Critic.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9: 11-15.
[5] Berman, M. 1982: 39.
[6] Simmel, Georg. “ The Metropolis and the Mental Life”, in Rene Boomkens (ed.) City Light---Modern Stad: Stad-planning en Stedelijke Kultuur. 1903, 1987.
[7]徐進夫譯本翻譯成：「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上帝與魔鬼在他裡面」，顏湘如一本譯本則譯成：「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天堂與地獄」，原文是”Each of us has a Heaven and Hell in him, Basil,” cried Dorian with a wild gesture of despair.
[8] 原書徐進夫譯本為：「高高的橄欖色橡木嵌版，奶油色的絨布飾帶和石膏浮雕的天花板，綴以絲綢的磚粉掛氈，以及有著長穗的波斯地毯。 一張緞木小桌上，立著一尊克勞迪昂的小型雕像，其旁放著一本法文小說百篇，…上面且有白色燙金的雛菊，係由皇后挑給他設計。壁爐架上排列著一些大型的藍色瓷瓶和鸚鵡鬱金香； 一道夏日倫敦的杏色光線，從那些小小的鋁鑲玻璃透射進來。」(徐進夫譯本，頁47)
[9] 原書中的描述是：「這面老式屏風以燙金的西班牙皮革製成，壓花與鑲邊圖飾都是相當華麗的路易十四風格。」
Taipei Fable: Wang Ta-hung’s Re-writing of Modernity with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羅時瑋/ 東海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發表於「久違的王大閎」學術研討會，實踐大建築系主辦，2006/9，台中酒廠
刊載於《城市與設計學報》，2007/3，第﹝一﹞17期，頁 229-246。
前言
王大閎是台灣現代建築大師級人物，他的作品代表現代與傳統的折衷表現，其形式並不完全現代、也不完全傳統[1]，這標示他那一代人所接受的現代建築論在台灣時空條件上的實現方式，王大閎本人除了為數不少的建築作品外，談論自己作品或自己的建築觀的文字很少，他似乎堅持以作品本身來實踐一個建築師的使命，他發表的文字反而以小品散文和文學翻譯居多[2]，「杜連魁」是其中份量最重的文字作品了。
「杜連魁」出版於一九七七年，據王大閎本人說這花了他十年時間完成，這是一本奇怪的譯作，原書是奧斯卡‧王爾德寫於一八九一年的「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故事地點發生在十九世紀末的倫敦，王大閎把它改在一九七零年代的台北市，這種移花接木的譯法是少見的，可能不符合翻譯的常規吧，但據說出版後頗受當時知識界青睞，它的價值應已經超過對一本英文小說的翻譯貢獻(徐進夫早在一九七二年即已完成中譯本，由晨鐘出版)，而是變為對剛剛富裕起來的台北提出一個前瞻性的警世預言。
王大閎十二歲以前，在北京、蘇州成長，父親王寵惠是中華民國第一任外交總長及司法院長，由於家學淵源，使他從小浸淫在精緻的中國傳統文化薰陶裡，此後直到二十六歲都在歐美環境中學習，他的思考行事大概無法脫離西式影響，但中國文化說是他的內在深沉母文化應也不為過。在台灣的戰後第一代建築師中，他應該最有條件來作為「西方現代」的代言人，他會選擇王爾德的這本著作來翻譯，絕非偶然隨興之舉，把故事置入台北時空是一妙著，但藉此形容一個全新的台北現代靈魂才是他真正的意圖吧。
因此，這本譯書既是一故事文本，值得從情節內容再推敲其時空脈絡上的台北版意義，它本身又是一象徵，照亮了台灣現代性的一些特殊經驗。 本文嚐試從這本譯著中尋覓王大閎對現代性的詮釋，並企圖藉此摸索一個台灣的觀點，最後再來試圖建立一個觀看他的建築作品的新角度。
台北的現代靈魂
故事主角杜連魁是一俊美的傳奇男子，故事開始時他的畫家朋友貝席正為他畫像，另一角色吳騰提醒他青春容顏終將衰老，受到這樣刺激，使杜連魁暗中發願： 「如我能永遠年輕，讓畫的人慢慢地變老！ 要是能這樣的話，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我甚至願意拿我的靈魂來交換。」(頁35) 吳騰慫恿杜連魁不要虛度青春，要掌握住自己的生活，因此杜連魁開始渴望各種刺激與享受，他到西區萬華聽歌，愛上了歌女薛碧芳，但當他帶貝席與吳騰去看碧芳演唱時，碧芳表演失常，因為碧芳要用「心」來愛，她要愛真實的活生生的人，接近杜連魁的真實愛情後，舞台上的愛情頓時變為虛假的編造，她不惜放棄自己才藝要完完全全地擁抱真實，沒想到她所愛的真實男子---杜連魁---卻是看重舞台上成就勝於真實感情的人，她失敗的演出讓杜連魁失望且感覺失面子，無視於她的真心傾慕，他憤怒地絕情而去。
當他回到家時意外發現畫像裡的自己出現殘酷的皺紋，但從鏡中卻見真實自己沒有絲毫改變，他發現他的誓願竟然成真，畫像裡的人代替他變老變醜陋。 但碧芳因此自殺身亡，杜連魁自此放縱自己追逐享樂，甚至過著道德淪喪的生活，卻依然保有青春容貌，而畫像中的人一天天變老醜，成為他難以承受的秘密。 後來他讓畫家朋友貝席看見自己的靈魂---也就是畫像中變得醜陋萬分的自己，羞怒中竟然殺死這位好友，事後還冷靜地滅屍，並且優雅地繼續參加應酬。 他更是常在夜裡到萬華一帶嫖妓縱慾，白天又過著翩翩佳公子的擺闊排場生活。 最後他無法忍受畫像中的醜陋老人，要把這秘密消滅，他往畫像戳刺，反而刺死自己。
王爾德的這原著以寓言故事描寫現代性的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將現代人的人格分裂放在現代城市新舊斷裂的背景上，書中呈現十九世紀末倫敦的富有西區(West End)與貧窮東區(East End)的對照，前者是新興的、富有的，無情又傲慢的上流(high brow)階級，後者是舊有的、貧窮的，但卻是有情有愛的下層(low brow)世界。 最重要的是書中穿插的無神與虛無的論調，其實標明了現代化思想與傳統的斷裂，那種掠奪性的進步思維態度，挑逗人性中無止盡的慾望追求，與傳統文化中有限的世界觀產生嚴重衝突[3]。
但是故事核心的主角與畫像的交替關聯，牽動的是現代性在「時間」感知上的根本課題。 Hilde Heynen主張現代性有兩個層面，一是計劃式的(programmatic)，另一是無常的(transitory)。 前者引出全新機構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現代建設，鼓吹進步與解放的一種方案，這顯示在實質環境上的新興市區與老舊市區的差距； 後者是指現代社會被迫墜入每一瞬息都要求變的追逐創新與反叛的時間渦流中，現代人被捲入前所未有的時間空間經驗中。[4] 促成這個時間-空間背後的趨力可以引用Marshall Berman所說的「追求發展的慾望」(desire for development)來形容，這是歌德的浮士德精神[5]。
畫家畫出的畫與吳騰的論調，使杜連魁意識到自己擁有的美質，以及這美質終將失去的事實，杜連魁在那一剎間發出的誓願，跟浮士德與魔鬼的交易是一樣的。 像浮士德以生命來與魔鬼交易更多的知識、更多的權能，以及繼之而來的財富與享受，杜連魁甚至還要更多---要求永恆---永遠不老，這些都是現代性的根源本質，意即是權力意志(will for power)。 浮士德以靈魂來交換知識與權力，杜連魁同樣願以靈魂來換取永遠的青春美質，以使他得以永不停止地追求生活的藝術。 浮士德與魔鬼簽下二十四年為所欲為的合約，但時限到了他必須跟魔鬼下地獄，而杜連魁卻有畫像代替他變老醜，使他永保青春美貌。
確知碧芳的死訊後，對著畫像中的人杜連魁逐漸了解了自己的命運：「…他忽然看清了他對生活的要求：他要的是永久的青春，他要的是無限的熱情，他要的是美妙的享受和縱情的歡樂。 他要不顧一切後果往這方向走去。 命運賜給他這幅畫像，要它來替他承擔一切恥辱和罪惡。…」(王譯，頁115) 他放縱自己追逐生活的刺激與享受，並提升到感官的極致：「他追求生活，他要使享樂成為生活的哲學，精神上至高的實踐。」(同上，頁145) 杜連魁知道命運已經跟他達成協議，他成為一個唯美的浮士德。但如同老子說的：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老子第二章)，自知與自恃為美就更易墮入罪惡了。
另一書中最重要角色是播弄思想的吳騰(原書則稱為亨利‧瓦頓勳爵)，王大閎以「無疼」來稱呼，點破了他是無疼無痛、沒有感覺、心中無神的人，他像是一位喬治辛姆爾式的都會中心靈倦膩(blasé)的人[6]，代表著現代主義的虛無論調。他其實就是誘惑浮士德的魔鬼---梅菲斯多斐爾斯(Mephistopheles)---的化身，他聰明機智、學問淵博，點燃起杜連魁對生命的覺醒，並挑動他對生活享樂的追逐慾望。
他送給杜連魁一本享樂寶典，敘述一位十八世紀巴黎青年對世間各種熱情與思想方式的考古紀錄，這本書影響了杜連魁的思想，恰恰正當化了他的永無止境的慾望探索，但這一章被王大閎改寫成吳騰帶著杜連魁旅遊歐美散心，他們到倫敦，再往法國，然後前往美國，之後再接回原書對搜羅世界奇珍物品的喜愛。
被王大閎刪節掉的這本黃色包裝的書，蒐集了全世界各種的官能享受的百科全書，其實正是魔鬼的誘惑書---「世間的罪惡彷彿穿起華美服飾，配合著優美笛聲，在他面前上演一出默劇。…這是一本有害的書，書中一頁頁彷彿都繚繞著濃濃的薰香味，使大腦迷亂。」(顏譯, 頁153-155) 王爾德用整整第十一章來談這本書以及它對杜連魁的影響，王大閎為何故意刪去這本書而只淺淺帶到一點內容？
可能的解釋是這本書描述歐洲幾個世紀來的怪誕詛咒傳聞軼事，充滿蠱惑力的殘酷的喜悅，這是歐洲大陸的黑暗傳奇，對台灣而言文化隔閡太大，但最重要的應是王大閎要叫喚出來的，是稚嫩的台北浮士德，這本書對台北的杜連魁而言太過毒辣沉重，因此王譯本完全未提及這本書。
在這裡我們可理解王大閎願意花十年時間，來為台北翻譯又改寫這本書的根本意圖了，對這本書的選擇本身即有深刻的時空意味上的拿捏。 台北在七零年代初期，幾條主要道路如忠孝東路、仁愛路三段、敦化南路、信義路、和平東路等拆除違建拓寬路面，新生南路到頂好的塯公圳加蓋，闢建松江路、南京東路等，整體市容丕變，加上公寓大樓開始出現，國父紀念館剛完成，新興台北儼然以自由中國的新風貌自居，也充滿日後台灣成為新興工業國家的蓬勃朝氣，但王大閎就在此時嗅聞到這裡面讓人不安的一面： 原本純潔美好(農民、移民的)靈魂正與全面開發的慾望進行交易，不計一切代價，甚至願以靈魂交換，只要亮麗新潮，只要財富知識，要永遠站在時間前頭，西方的浮士德來到台北了。
現代性的掠奪與代償
在前半部女主角死後，原書第十一章描寫的是亨利勳爵(王譯書中的吳騰)送給杜連魁的一本奇書，和杜連魁流連在香料、樂器、珠寶、刺繡、服裝等奇珍異品上的考就樂趣，這些寶物以及他所蒐藏的其他一切，是他用來遺忘的一種工具，尤其是暫時逃避對那畫像的恐懼，這是失去時間性的他對真實時間的恐懼，這種恐懼大得讓他難以忍受。
這一章述說的寶物與蒐集癖好其實可看成是是人類世界的「掠奪性」發展的本質，財富讓人可以擁有、可以鑑賞美好事物；另一方面，這些珍寶又象徵著西方殖民帝國在全世界殖民地榨取而來的業績或先進工業國在全球貿易上的優勢壟斷，在王爾德故事中的倫敦是一強大殖民與工業帝國的財富中心，小說中反映的是全球掠奪經濟的樞鈕。王爾德的倫敦與波特萊爾的巴黎都是當時世界的工業化資本主義與殖民帝國主義的大都會，這強大的工業生產與全球殖產事業是他們現代化的雄厚基礎，惟其有此實力才可能凝聚出浮士德的悲劇精神。
這種現代性的掠奪本性是冷靜又無情的：「我們需要源源不絕的能量來應付一成不變、單調乏味的習慣循環。 也可能生出一種強烈渴望，希望有一天早上睜開眼睛時，能看到一個在夜裡依照我們的喜好改造過的嶄新世界，…在這裡幾乎或絲毫沒有過去的立足之地。 格雷覺得創造這類的世界才是人生真正的目標，…他會尋找其中既新奇又悅人的感覺，…然後當他領悟其真諦，滿足了自己理性的好奇以後，便以一種奇特的漠然態度放下…」(顏譯本，頁161-162)
原書裡格雷本身即是過著掠奪性的生活，西碧‧梵恩(王譯本稱為薛碧珍)之後他心中再也沒有愛，因為「天若有情天亦老」，不老即是無情，不老是無疼(吳騰)無痛，會老的生命才有情愛可言。 格雷的愛情就只那第一次，那情竇初開時與女藝人的純真戀愛，很快就被上流社會的傲慢所毀滅。不老青春的代價是無盡的焦慮、不安、悔恨，只能靠著蒐刮世界珍藏來麻木自己。
但是，王大閎譯本中卻把這大英帝國財富的掠奪樂趣淡化，反而改成杜連魁從第三世界台灣往歐美的渡假之旅，這一章很有意思地以王大閎本人的留學遊歷與對音樂藝術喜好穿插進去，似乎已將他本人與杜連魁結合一起，置入了他個人的異國經驗，這是台北東區的杜連魁的探本之旅，往現代化的源頭---歐美---去遊歷。 王大閎把故事放到台北，立即發現台北不過是一剛起步的資本主義城市，掠奪天性剛被啟蒙，簡直無甚可著墨，但台北只是一個淺薄的城市，新興地區蓬勃起來，老舊地區就顯窳陋了，這種代償現象倒是在台北應驗出來。
現代性對第三世界國家即是掠奪的代名詞，而現代與傳統則相互糾結。現代是光鮮亮麗，現代是無止盡的追求新事物、新知識與新經驗，像是Marshall Berman所指出的浮士德的勇於以自己靈魂來交換至高的知識與權力。但是追求現代化所付出的代價，是由代表傳統的部門埋單，這些部門包括農業、鄉村、老舊市區、地方信仰等，光鮮亮麗外表下的猙獰邪惡本質，由傳統來概括承受，現代永遠是新潮的良善的，傳統卻變蒼老醜陋。
正常的生命總是不斷進行老化過程，人的成長是整合的，吸收新的事物，保持新的狀態，但同時總是與舊有事物與狀態妥協結合，正常的社會也是不斷生產自己的傳統。 然而，現代卻是要向傳統割裂，甚至拒絕自己本身的傳統。 要讓美貌永遠保存不變，要求不老，即是永遠保持最新、這不就是現代性的本質，不要變老變舊變落伍，永遠要在「時間」(時代)之前，但這必須付出代價，像浮士德一樣。
吳騰賦予現代性一都會立場的理論架構，那是享樂主義的傾向，骨子裡是掠奪而非真情真愛。 追求不老是古老的慾望，像秦始皇、漢武帝，但杜連魁更清楚地表明要永遠保有青春，要求永遠「新」而不要「舊」，但這本書也點明這是不可能的，表面上有情有義的人一定會變老，只有無情無義的人才不會老，但終究無情無義的人也會老的，他之所以不老不變醜，其實是畫像在代替真實的人變得老醜，這就像是「現代」不斷求新、甚至不擇手段地求新，而「傳統」不斷被貶抑、而替代性地變老變醜。
杜連魁成為超越道德的存在，他本人常保青春無邪的外貌。 他是慾望的完整集合，高貴與卑劣、灑脫與焦慮、做作與任性，但在外貌上卻只見上帝的美善，絲毫不露魔鬼的劣行與心腸。一切道德的負荷由畫像承擔下來，違反道德的罪惡感造成的面目可憎與形體齷齪的後果，只在畫像上呈現。
當畫家看到自己作品中當年自己崇拜的俊美青年已經變成猙獰的老人，不禁發出哀鳴：「天啊！ 我崇拜過這樣一個人嗎？」 杜連魁帶著絕望和灰心的神色說：「我
們本身同時是善良和邪惡」[7](頁158)，但就在下一瞬間，邪惡戰勝了善良，杜連魁揮刀殺死了這畫家朋友。畫家被刺前的哀鳴是： 「…我因過分崇拜你而受過罪。 你呢？ 因為太崇拜你自己，也得到了懲罰。」(頁159) 這懲罰是什麼呢？這是要命的懲罰，杜連魁太崇拜自己，迷失在各種誘惑之中，以為自己可以不顧一切地享受誘惑的滿足，以至於無法接受自己付出的道德上的缺憾醜陋，他羞於讓人見到畫像所承擔的他內心的齷齪，他憤而要毀滅那醜惡的畫像，卻不知毀滅了畫像就毀了自己。
這樣地追逐青春永駐、卻付出生命代價的故事(生命同時兼有善良與邪惡)，對於一個第三世界地區追求現代化所付出的代價具有什麼啟示呢？永恆的青春不等於幸福，因為忍心以靈魂來換取不死青春的意念本身就是生命的逾越，這意念一經啟動，就像是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所有慾望都傾洩而出。 現代若一直只是追求新奇，而沒有將之消化來與舊傳統整合，那這種永遠的新奇只是虛無的新奇，像掠奪來的珍奇寶物，惹得心靈永難饜足。 吳騰批評台北最可悲地排斥了自己優秀的文化，而吸收的卻是西方最粗劣的物質文明，也點出了當時新興台北的盲點。
這樣的對照場景在王大閎轉譯的書中，被換成一九七零年代台北市的東區與西區的差異，提前放大了當時崛起的東區生活與西區落後的對比。 東區的亮麗與西區的窳陋形成強烈對比，老舊西區承擔著東區新潮發展的代價，代償性地為東區而變得醜陋。這就像是世界上的殖民帝國掠奪殖民地的資源而強大以求新求變，被壓榨的殖民地卻得承受壓迫、被迫得去替代這些帝國而變得老醜。 整個世界在現代化的亮麗外表下，卻是由傳統在承擔發展帶來的所有醜陋副作用。這在第三世界地區剛以後進模式逐步趨向資本主義發展之際尤其明顯，整個地區的老舊與傳統部門，代償性地停滯、沒落而醜陋，以供新興地區與現代部門全力衝刺跟隨先進工業國的腳步。
王大閎在第十一章的取捨，其實反映了當時台北的處境與觀點，台北的現代性經驗是後進的、仿效的特質，在全球實力上對外還談不上什麼掠奪性，只是在內部上現代性的代償作用已經顯現，台北西區正替代東區而停滯老化，整個國家在全球現代化競爭場域上，也被迫以傳統的衰敗來交換激進現代化發展，王大閎本人是否也覺察到自己的身世身分，把自身求學經歷寫進去的同時，也看到同時代的另一大半個台灣正替代他而變老變醜呢？
現代化-西化-中國化
王大閎把道德上的反省以美學方式呈現出來，他找到可以抗拒西方帝國文明的立足點，那就是中國古典文化精華，濃縮在歷代各種生活器物的藝術形式裡。他的譯本於是杜撰了不少原書所沒有的物件，兼有華洋風味，使故事場景更接近當時台北的真實環境。
在王爾德原著中的物件---包括穿著、房間裝潢擺設等---呈現出當時豪華的時髦生活寫照，如格雷家居生活中的賽弗爾古瓷製成的小托盤、路易十五時期的雕花銀器化妝用具、絲繡華麗的喀什米爾羊毛晨衣(第八章)、他家的玄關裝飾著橡木嵌板、天花板垂掛著巨大鍍金的威尼斯吊燈(第七章)，當時倫敦現代化生活是透過殖民事業與貿易經濟所支撐起的繁複異國風味構成，那是十九世紀末帝國首都的上流生活品味。
但王大閎的七零年代台北浮華生活則充滿西化色彩，台北生活是充滿洋味的---德姆勒汽車、蘇伯拉尼菸、白金伯爵腕表(第一章)、水晶杯裡的威士忌(第二章)、黑色的蘇伯拉尼菸(第三章)、大紅色佛拉利汽車、杜連魁家中的威尼斯水晶吊燈(第七章)、馬賽拉帝跑車(第八章)、臥室的泰絲窗帘、灰色法蘭絨西裝、義大利絲製領帶(第十四章)、黑凱絲綿羊西服、瑞士絲的深紅波卡點領帶、餐桌上的匈牙利鵝肝、班內第克挺酒(第十五章)…這些都是原書完全沒有的物品，都是台北上流社會使用的舶來品。
原書是掠奪式文明產物，但王譯本中的生活是台北版的。 這些西化的物件，在王大閎筆下，又與中國情調物品相互穿插，譬如第四章吳騰家的書房擺設：「靠窗的胡桃木書桌上放著一件明代青瓷瓶，裡面插著黃劍蘭。陽光透過米色的窗帘涉入室內照在火紅厚羊毛地毯上。 杜連魁在一張舒軟的小牛皮沙發上坐下，傭人端上一杯烏龍茶放在旁邊的福建雕漆茶几上。」[8]
又如第八章提到用來遮住畫像的清代的古屏風，那是「四片狹長福州漆的板子上面嵌著各色的玉和寶石鑲成的樹木、花石和人物」[9]。 第四章原書中格雷翻看一本法文小說插畫，卻被改寫成杜連魁翻看珍版插圖的紅樓夢裡的「葬花吟」，其後對話中的看歌劇改寫為看平劇，第十四章裡的法文詩被改寫成李後主的「菩薩蠻」。第十五章王大閎添寫的筵席更有趣：上過匈牙利鵝肝前菜後，主菜上來的是清炒明蝦、紅燜鮑魚，喝的是陳年紹興，最後上來一盤日本水密桃。
所有以上譯書上出現的中西物品或菜餚，除了杜連魁家中的威尼斯吊燈，無一是原著中所提到的。這應是王大閎對當時台北上流生活的描寫吧，位在新興的仁愛路、敦化路、陽明山等地是當時台北名流居住往來之地，崇洋媚外之餘，夾以中國精緻的傳統器物點綴，烘托出中西合璧的上流生活品味。
但畢竟王大閎的中國母文化意識識清醒的，在第十一章旅遊中王大閎突然穿插了一句：「在台北時，吳騰時常說最可悲的是我們排斥了自己優秀的文化，而吸收的卻是西方最粗劣的物質文明。」 這句話也是原書沒有的。 中國文化其實也成為區別東區繁華與西區沒落的指標，萬華那邊是傖俗的赤裸裸市井生活而已，哪裡還談得上文化。
於是，就問題意識而言，王爾德的原書與王大閎的譯本是有出入的。 雖然這不是原創地從台北經驗發展出來的故事架構，這是王爾德藉倫敦的時空架構發展出來的故事，而這譯本是一時空剪輯或像是接枝(graft)，像是Collin Rowe所說的「拼貼」(collage)，但有沒有因此種異類拼湊而突顯出台北本身的特殊情境？ 台北時空涵構所蘊育的問題意識為何？ 至少應可簡單地說，王爾德在「格雷的畫像」原書的掠奪與代償的社會性問題意識，被王大閎在「杜連魁」裡隱隱地埋伏下文化性傾向的解題出路。
原書中的格雷比較像是一個傀儡，亨利爵士的思想才是主角，在王大閎的譯著中，大幅刪減吳騰(即原書中的亨利)的議論，因此少掉王爾德式的滔滔詭辯，但比較能突出杜連魁(即原書中的格雷)作為行動者的地位，所以原書中王爾德的化身是亨利(即王譯本中的吳騰)，但在王大閎的改版中，杜連魁近乎是王本人的寫照，尤其是第十一章中改寫成王自己的留學遊蹤，成為第三世界上流人士往第一世界的朝聖之旅。這也顯示王大閎的問題意識是薄弱的，顯得已棄守早年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堅持，已經「全盤西化」，而以「他」 (西方英國的倫敦)論「己」(新興台灣的台北)，但王大閎雖是徹頭徹尾受西化影響的人，中國文化在骨子裡仍是發揮作用的，王仍是一個從中國文化情境走出來的現代人，中庸仍是他的內在信仰，對他而言，中西文化融合就是台北現代化的一條路。
王大閎藉力使力，在「杜連魁」譯作中點出了台北作為亞洲一份子的現代性特質。首先，這是移植或移譯的現代性，台北的發展那麼容易地可對號入座到百年前倫敦的經驗，這本書一時間內對台北而言是「錯位」(displacement)的思考，但似乎也在下一個時間內讓台北更洽當地找到「定位」(emplacement)，此種移花接木的譯法，有助於認清台北新崛起的浮士德慾望---從第三世界跨入新興工業化國家(或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慾望，這是具有掠奪性潛力的新慾望。
第二，相對於現代求新的慾望，傳統不斷替代地變老變醜，不斷地在現代/西方的參考架構下變得齷齪不堪，這種代償性自殘，對台北而言，是舊市區替代新市區的的沒落，更深一層看，整個台灣在全球化分工體系下也落得替代先進工業國而戕害自我，是把自我(the self)不斷地錯位成他者(the other)，而促成自己的文化傳統提前衰老。
第三，最大的啟示在於，這醜陋其實正是被美化的現代與被理想化的西方自己所有，醜的與美的、善良與邪惡其實是一體的，殺了醜的，美的也一起被毀滅
王大閎的洞見使他找到王爾德的這本書，王爾德針對西方現代性的自我反省，被王大閎拿來檢視台北的現代性---還談不上對外的掠奪性，對內的代償作用倒是已經不容忽視。
第四，王大閎的建築作品投射出一種出路： 應穿過代償性迷障，要以整合作用重新來綜攝現代與傳統/ 東方與西方，消解正反矛盾律，讓矛盾共存、差異並列。 對當時台灣而言，中國傳統文化精華是一項最恰當的資源，足以抗拒「現代化等同於西化」的文化掠奪性威脅。
結論： 一個「後達爾文主義」的現代建築出路
王大閎沒有提出都市發展上東西區失衡問題的解答，但他對建築上的現代與傳統調適的問題，在他一些作品上流露出較清楚的看法。 王大閎在建築上提出如何不讓「傳統」代償地為「現代」而變老醜的途徑，也就是不讓自己文化傳統成為現代「他者」，他的策略是讓現代性進入到傳統的空間基模(schemata)中，他的住宅空間是落到傳統的「明堂」或「九宮格」的格局架構上，讓餐廳成為住宅配置的核心； 或如虹廬，還殘留有小合院的味道； 或像外交部，都是以直軸畫幅的比例來開窗； 或如國父紀念館的琉璃瓦大屋頂，在正中央上方破開一入口。 讓新不能全新，要半新不舊，所以舊的傳統就不必代償地變老醜，而是藉著新形式、新內容而重新獲得新生機。
王爾德原書中的傳統與現代是「非彼即此」(either-or)地不能同時相容，王大閎的「杜連魁」在場景安排上杜撰出中西交織的空間圖像，也導向他在建築上的「同時兼有」(both-and)的精神。 在今天大家都談「藍海策略」時，回頭看王大閎的這本奇書，真讓人有隔世相逢的喜悅與唏噓。
王大閎在第十一章仍然忠實譯出杜連魁的複雜心靈：「他深知人的本質複雜難測，人的天性也不是單純固定的。 在每人不同的生活中有千萬種不同的感覺。 軀體中潛伏著各種歷代流傳下來的意識和情感，他血液裡也隱藏著祖先遺傳給他的疾病和毒菌。 他無法拒絕這些奇特、可怕的遺贈物。」（王譯本，頁146） 產生杜連魁的時代是王爾德、波特萊爾、尼采、佛洛依德…的時代，是人類對自己的了解進入最豐富動態的起始階段，杜連魁因此是很難被簡化的優越複雜物種，但杜連魁血液中流著的是「達爾文主義」的基因，這使一切變得不同。 杜連魁對複雜人性的理解是對的，但他被交換掉靈魂的浮士德生命認為「犧牲弱者以成就強者」是天經地義的生存之道，他只知適者生存，而不知適者的生存，是無數他者被迫代償地受壓抑而產生的結果。
台灣現代建築應該認清「後達爾文主義」(Post-Darwinist)的趨向才是正途，這世界並不存在---也不該存在---鏡像映射的另一個「自己」，作為一個代償性的他者，來替代我們變老變醜。 這世界只是充滿擁有主體性的無數的自我，每一個體都只是自身的存在，而不必替代任何其他個體受苦受害； 各自悠遊自適，彼此相忘乎江湖。
王大閎當時還看不到「雲門舞集」、「琉璃工坊」、「漢唐樂府」等今天的成就，他的建築就已往中國文化基模(schema)的方向嚐試，就如本文一開始所說的，這是他那一代人所接受的現代建築論在台灣時空條件上的實現方式，今天這個方向依然有其價值與前景，雖然台灣的主體性應是一流動不拘的「過程」，而從杜連魁的浮士德幽靈到今天對後達爾文主義的體認，台灣的文化創意確實該是更開展、更具磅礡個性，而台灣當前的建築或許也到該回頭再看王大閎的時候了。
參考書目
Berman, Marshall.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 Verso, 1982.
Heynen, Hilde. Architecture and Modernity: A Critiqu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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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爾德，《格雷的畫像》，顏湘如譯，台北：台灣商務，2004。
林以青，《從文學作品看台北都會情境變遷：1950s-1970s》，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羅時瑋，〈現代都會建築的擬仿向度：從巴塞隆納展覽館到(王大閎的)虹廬、良士與鴻霖大廈〉，《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1993, no. 7, 頁121-137。
蕭梅(編)，《王大閎作品集》，台北： 台北技術學院建築系，1991。
Marlowe, Christopher(馬婁). 《浮士德博士悲劇史》，郭錦秀譯，台北： 桂冠，2000。
[1] 詳見拙作〈現代都會建築的擬仿向度：從巴塞隆納展覽館到(王大閎的)虹廬、良士與鴻霖大廈〉，《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no. 7, 頁121-137。
[2] 詳見蕭梅(編)，《王大閎作品集》，台北： 台北技術學院建築系，1991。
[3] 結果導致女主角Sibyl Vane與畫家Basil Howard的死，最後以主角Dorian Gray的死亡收場。
[4] Heynen, Hilde. Architecture and Modernity: A Critic.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9: 11-15.
[5] Berman, M. 1982: 39.
[6] Simmel, Georg. “ The Metropolis and the Mental Life”, in Rene Boomkens (ed.) City Light---Modern Stad: Stad-planning en Stedelijke Kultuur. 1903, 1987.
[7]徐進夫譯本翻譯成：「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上帝與魔鬼在他裡面」，顏湘如一本譯本則譯成：「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天堂與地獄」，原文是”Each of us has a Heaven and Hell in him, Basil,” cried Dorian with a wild gesture of despair.
[8] 原書徐進夫譯本為：「高高的橄欖色橡木嵌版，奶油色的絨布飾帶和石膏浮雕的天花板，綴以絲綢的磚粉掛氈，以及有著長穗的波斯地毯。 一張緞木小桌上，立著一尊克勞迪昂的小型雕像，其旁放著一本法文小說百篇，…上面且有白色燙金的雛菊，係由皇后挑給他設計。壁爐架上排列著一些大型的藍色瓷瓶和鸚鵡鬱金香； 一道夏日倫敦的杏色光線，從那些小小的鋁鑲玻璃透射進來。」(徐進夫譯本，頁47)
[9] 原書中的描述是：「這面老式屏風以燙金的西班牙皮革製成，壓花與鑲邊圖飾都是相當華麗的路易十四風格。」
2010年4月20日 星期二
海洋亞洲的想像：鹹鹹的城市空間經驗
羅時瑋/東海大學建築系教授 2009/3/16
前言：海洋亞洲的新期待
過去二十多年全球經濟經歷了劇烈變化，尤其在關於世界分工體系、生產模式以及環境危機等領域，皆發生前所未見的歷史性變動。 中國與印度崛起為後工業巨人，伴隨著鄰近的東南亞到中東等國家的繁榮，重組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分工型態。 文化創意驅動的生產模式成為今天資本主義體系的新流行，在其中傳統及獨特生活方式被重新評估為資產，而非負債。 然而，另一方面，斷續的天然災害造成環境衝擊的傷痛常集中於發展中或低度發展的地區。 因此，亞洲的動力---它的燦爛文化和它的脆弱多難，皆浮現世人眼前，亞洲本身即成為全球性議題。
亞洲價值與亞洲問題，伴隨著經濟繁榮而一併到來。 在亞洲的發展脈絡中，城市是長久以來各種議題競逐的場域。 作為全球人口最密集、種族最複雜、傳統與現代衝突最劇烈的所在，亞洲城市展示出奇特的都市經驗---為貿易、殖民、國家、全球化所貫穿的發展歷史，也揭示一些可供建構新都市論點的線索。 他們曾經歷過從零開始的快速現代化與都市化，直到最近逐漸能正視自身歷史與文化資產為未來發展不可替代的資源。 換句話說，亞洲城市雖然追求進步發展，但也學習到整合此時此地真實到前進的方向裡。
回顧亞洲歷史，對亞洲人而言，海洋並非陌生領域，文明之間的互相激盪大多跨海發生。 伊斯蘭教徒與波斯人在十三世紀前即控制通往印度與中國的貿易路線。 十五世紀初，明朝永樂帝即派遣鄭和下西洋，首開中國大規模跨洋遠航行動。 日本德川幕府時期雖實行鎖國政策，但幕府朱印船仍以壟斷地位活躍於東北亞至東南亞海域。 亞洲各民族在東亞到南亞的航海貿易行動始終頻繁，直到十六世紀後歐洲海權國家興起，其勢力侵入亞洲海域，建立數個全球性殖民帝國，並開始主導後來五百年的工業文明優勢---「現代」的巨浪，正是自海上襲來。
今日亞洲影響力正再次如旭日上升，海洋亞洲(Marine Asia)的復興似乎指日可待。 亞洲現代性就是經由西方跨海的接觸而來，雖然近世之前亞洲的海洋經驗已經相當遙遠，但與西方接觸後的海洋亞洲卻還有待深入反芻。 以下為個人近年教學所累積的一些片段淺見，只為了打開一個新話題：「如何重新想像亞洲？」，不怕見笑地以此來就教於大家。
殖民城市---面向海洋的紀念性
走出台灣，台北衡陽路與重慶南路在上世紀初興建的三層牌樓厝其實算不了什麼，看看我們的亞洲近鄰，才見識了跨洋殖民帝國的都市規模。 譬如，香港在二十世紀初興建的唐樓，是一整個街廓拔起的四、五層樓量體，在香港的洋樓建築量體(如顛地洋行、匯豐銀行等商業建築等)皆比台北大許多，甚至連廈門舊市區還保留著的百年老街屋竟然都是五層樓高度。 這顯示出當時台灣的貿易強度，還只是相當區域層級，不若香港或廈門，直接與世界貿易網連結。
但香港總督府與台北總督府比較起來，則又顯得低調許多。 而站在壯麗華貴的孟買維多利亞車站前方，更不禁對大英殖民帝國的權勢與財富驚歎不已，為什麼會這樣？ 這其間不僅顯示出當年的日不落國(英)的丰采與最後帝國(日)的實力，也突顯了英國的重商主義與日本基於民族主義的殖民發展之間的差別。
此外，為何香港主要建築群皆正面向海？ 其他例子如新加坡的司法大樓與富勒頓大樓(Fullerton Building，曾為郵政總局)、上海黃埔江外灘、孟買弧形海灣大道(Marine Drive)及臨海大道(Strand Road)、或甚至清末台北大稻埕淡水河邊的洋樓群等。 這些城市面向大海展現最具紀念性的經典立面---仿哥德式、後古典式或Art Deco風格，壯盛的市容抖擻地迎接從海上出現的船隊。 這些城市就像威尼斯一樣，城市的權貴階級是活躍在海上貿易的一群人，城市是為他們或由他們建造的，當然是從他們在海上的視角來設計。
同樣的紀念性建築也迎著漂流海上而來的移民與難民，紀念性年代(the monumental era)銜接著流變的年代(the flux era)，二次戰後大量外來人口的湧進，要求大量的居住空間，城市被迫必須速成地解決集合住宅問題。 紀念性石造立面大樓，被混凝土與玻璃盒子取代，美援或聯合國援助進入到東京、曼谷、台北、新加坡、新加坡、馬尼拉、胡志明市(前西貢)等城市，面海的城市開始往內地蔓延，海上的活動也在都市生活裡漸失昔日光采。
上世紀末以來，亞洲新完成的國際機場(香港、新加坡、曼谷、北京、浦東等)、購物中心(曼谷市中心、吉隆坡雙塔摩天樓區)、台北101、或首爾清溪川復原工程，都是近年來國際注目的焦點。但是海上奇觀也再次出現---上海浦東新天空線、香港機場市區核心計畫、新加坡「黃金靴子」填海開發計畫、孟買的第二港區發展等，它們是否將帶來新一波的「紀念性城市」風潮？
海洋的邊界：末端城市/河港城市/海灣城市/跳島城市
海洋的邊界由各種港灣城市所劃定，這些港灣城市呈現兩種主要類型： 一是末端城市，另一是河港城市。 末端城市(Tip-city)出現在半島末端，愈近末端愈是市中心商業區，孟買即是典型的末端城市，寬廣內地的各種民眾都得每日湧向狹窄的末端市中心，交通永遠是堵塞難行。 紐約的華爾街市中心也坐落在曼哈頓末端，甚至從地理空間來看，新加坡也在馬來半島末端，香港在珠三角末端，長崎也在日本國境之南的末端，廈門島也在陸境之外。 因為「海港」貿易功能，這些城市是大陸或內地的末端，因單軸向動線或須跨海以橋樑隧道連結，易造成嚴重交通擁擠。 但它們卻也正處海洋的前端，它們的興起就是藉著港口功能發展而來，而港口正是陸海的末梢或前緣。
曼谷、上海、台北等則是河港城市。 大河入海常是迂迴流入，在近海彎折處，常出現大都市，這些城市像倫敦一樣，有較好條件以輻射型態往外圍擴張，又有較深長的水岸作為碼頭船塢功能。 類比於末端城市位在「半島」(peninsula)末梢，第二類的海港城市所在的入海河流，可以看作是大海往陸地延伸而入的「半海」，海港城市位在這半海一端，城市到海之間的這段河流，不只是對難測海洋的緩衝，其實還是一條帶狀港區。 只是這種城市另有一問題，就是常出現河左岸與右岸不均衡發展的情況。
此外，東京-橫濱是特殊的海灣城市，而北京-天津像是更放大的渤海灣裡的都會區，都是得天獨厚的地理區位，具有廣大安全水域可供通航停泊功能。 對比來看，台灣卻是亞洲大陸的「跳島」城市，位在台灣海峽閩粵文化圈與南島黑潮文化圈交合之處，雖然孤懸海外，卻有左右逢源優勢，換句話說，佔有亞太戰略優勢。
通常，一國的首都在內陸，通常會有另一超大港市，成為配對的「陸海雙城」，譬如中國的北京與上海，印度的新德里與孟買，它們像是美國的華盛頓與紐約，西班牙的馬德里與巴塞隆納，或澳大利亞的坎培拉與雪梨。 這也顯示，不可輕忽海洋戰略地位的優勢，而且海、陸、空運輸成本比較約為1:5:50的比例，海運的重要性也永遠不會被時代淘汰。
首要性(Primacy)：通向世界的窗口
從十九世紀開始，擴張的資本主義經濟與現代化中心主義國家的相互影響，促成亞洲城市人口成長，並形成凌越其他周邊城市的「首要性」。譬如在二十世紀初期時，曼谷人口是第二大城清邁的12倍，1937年時仍保持為15倍，至今曼谷市人口達八百多萬人，清邁都會區也才一百萬人(清邁市才十五萬人口)。 東京都人口(一千二百多萬人)遠超過日本第二大城大阪人口(二百六十多萬人)，首爾(一千萬多一些)是韓國第二大城釜山(三百六十萬人)的兩倍半。在歐洲，倫敦市(七百八十多萬人)與英國第二大城伯明罕(一百萬人左右)，巴黎市(八百二十多萬人)與法國第二大城里昂(一百一十多萬人)，都顯出倫敦與巴黎的超級首要性。(以上數據參考Wiki百科網站)
中國倒是「首要城市」的特例，北京、上海、天津、廣州、重慶、武漢等都是超級大都會，假如以大前研一將大陸看成好幾國(而非一國)來看，那麼中國這幾個超級大城市，都是所在好幾省份的區域中心，其實都可算是首要城市，它們都具備相當於一整個地區的支配性中心強度。 同樣地，印度的新德里、孟買、加爾各答等都可等同於中國的首要城市。
首要城市出現，它們是所屬國內超級大城，遠超過其國內第二大城，自然他們成為跨國區域的中心，另一不可忽視的是都市團塊的興起，如東京-名古屋-大阪，上海-蘇州-杭州，北京-天津-渤海灣，廣州-深圳-東莞-港澳，台北-台中-高雄等，形成地理區域間的「首要區帶」。
這些首要城市或區帶，是海洋亞洲的強度節點，如東京、京津、上海、珠三角、首爾、曼谷、孟買、加爾各答、吉隆坡、雅加達、馬尼拉等亞洲都會，四、五百年間---或至少百年來，由於其海上活動樞紐角色，都成為直接面對世界與接軌世界的文明中心。 這些城市中鹹鹹的海風裡，濃郁地飄著四海一家(cosmopolitan)的開放與自由氣息，它們正是亞洲現代性經驗的大熔爐，新亞洲的活力也將會從這些城市散發出來。
結語：海洋亞洲的真實與想像
張愛玲在「傾城之戀」小說近尾聲時點出了歷經戰爭硝煙的亞洲特有蒼涼與希望：
「從淺水灣飯店過去一截子路，空中飛跨著一座橋樑，橋那邊是山，橋這邊是一堵灰磚砌成的牆壁，攔住了這邊的山。 柳原靠在牆上，流蘇也就靠在牆上，一眼看上去，那堵牆極高極高，望不見邊。 強是冷而粗糙，死的顏色。 她的臉，托在牆上，反襯著，也變了樣---紅嘴唇、水眼睛、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一張臉。 柳原看著她道：『這堵牆，不知為什麼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類的話。…有一天，我們的文明整個地毀掉了，什麼都完了---燒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許還剩下這堵牆。 流蘇，如果我們那時候在這牆跟底下遇見了…流蘇，也許你會對我有一點真心，也許我會對你有一點真心。』…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八日，炮聲響了。…在劫後的香港…流蘇擁被坐著，聽著那悲涼的風。 她確實知道淺水灣附近，灰磚砌的那一面牆，一定還屹然站在那裡。 風停了下來，像三條灰色的龍，蟠在牆頭，月光中閃著銀鱗。…」
曾經意氣風發地縱橫海上的亞洲，曾幾何時變成張愛玲筆下的海邊一堵老牆---走不下水的、浮不起來的地老天荒，這是望洋興歎的「長城」(Great Wall)呵？ 張愛玲的時代困縛在西方現代衝擊的糾結處境，看不到亞洲自己的海洋想像，現在的我們正逐漸有能力可以看穿西方曾為亞洲建立的想像，看穿了這層現代化的想像，我們或可以平心靜氣來重新思考亞洲---經濟快速成長中的亞洲、模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界限的亞洲、非正式部門當道又充滿文化活力的亞洲？ 從台灣的角度，回到海洋的視界應是很自然的發展吧！
(本文刊載於《台灣建築報導》2009/4月號)
羅時瑋/東海大學建築系教授 2009/3/16
前言：海洋亞洲的新期待
過去二十多年全球經濟經歷了劇烈變化，尤其在關於世界分工體系、生產模式以及環境危機等領域，皆發生前所未見的歷史性變動。 中國與印度崛起為後工業巨人，伴隨著鄰近的東南亞到中東等國家的繁榮，重組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分工型態。 文化創意驅動的生產模式成為今天資本主義體系的新流行，在其中傳統及獨特生活方式被重新評估為資產，而非負債。 然而，另一方面，斷續的天然災害造成環境衝擊的傷痛常集中於發展中或低度發展的地區。 因此，亞洲的動力---它的燦爛文化和它的脆弱多難，皆浮現世人眼前，亞洲本身即成為全球性議題。
亞洲價值與亞洲問題，伴隨著經濟繁榮而一併到來。 在亞洲的發展脈絡中，城市是長久以來各種議題競逐的場域。 作為全球人口最密集、種族最複雜、傳統與現代衝突最劇烈的所在，亞洲城市展示出奇特的都市經驗---為貿易、殖民、國家、全球化所貫穿的發展歷史，也揭示一些可供建構新都市論點的線索。 他們曾經歷過從零開始的快速現代化與都市化，直到最近逐漸能正視自身歷史與文化資產為未來發展不可替代的資源。 換句話說，亞洲城市雖然追求進步發展，但也學習到整合此時此地真實到前進的方向裡。
回顧亞洲歷史，對亞洲人而言，海洋並非陌生領域，文明之間的互相激盪大多跨海發生。 伊斯蘭教徒與波斯人在十三世紀前即控制通往印度與中國的貿易路線。 十五世紀初，明朝永樂帝即派遣鄭和下西洋，首開中國大規模跨洋遠航行動。 日本德川幕府時期雖實行鎖國政策，但幕府朱印船仍以壟斷地位活躍於東北亞至東南亞海域。 亞洲各民族在東亞到南亞的航海貿易行動始終頻繁，直到十六世紀後歐洲海權國家興起，其勢力侵入亞洲海域，建立數個全球性殖民帝國，並開始主導後來五百年的工業文明優勢---「現代」的巨浪，正是自海上襲來。
今日亞洲影響力正再次如旭日上升，海洋亞洲(Marine Asia)的復興似乎指日可待。 亞洲現代性就是經由西方跨海的接觸而來，雖然近世之前亞洲的海洋經驗已經相當遙遠，但與西方接觸後的海洋亞洲卻還有待深入反芻。 以下為個人近年教學所累積的一些片段淺見，只為了打開一個新話題：「如何重新想像亞洲？」，不怕見笑地以此來就教於大家。
殖民城市---面向海洋的紀念性
走出台灣，台北衡陽路與重慶南路在上世紀初興建的三層牌樓厝其實算不了什麼，看看我們的亞洲近鄰，才見識了跨洋殖民帝國的都市規模。 譬如，香港在二十世紀初興建的唐樓，是一整個街廓拔起的四、五層樓量體，在香港的洋樓建築量體(如顛地洋行、匯豐銀行等商業建築等)皆比台北大許多，甚至連廈門舊市區還保留著的百年老街屋竟然都是五層樓高度。 這顯示出當時台灣的貿易強度，還只是相當區域層級，不若香港或廈門，直接與世界貿易網連結。
但香港總督府與台北總督府比較起來，則又顯得低調許多。 而站在壯麗華貴的孟買維多利亞車站前方，更不禁對大英殖民帝國的權勢與財富驚歎不已，為什麼會這樣？ 這其間不僅顯示出當年的日不落國(英)的丰采與最後帝國(日)的實力，也突顯了英國的重商主義與日本基於民族主義的殖民發展之間的差別。
此外，為何香港主要建築群皆正面向海？ 其他例子如新加坡的司法大樓與富勒頓大樓(Fullerton Building，曾為郵政總局)、上海黃埔江外灘、孟買弧形海灣大道(Marine Drive)及臨海大道(Strand Road)、或甚至清末台北大稻埕淡水河邊的洋樓群等。 這些城市面向大海展現最具紀念性的經典立面---仿哥德式、後古典式或Art Deco風格，壯盛的市容抖擻地迎接從海上出現的船隊。 這些城市就像威尼斯一樣，城市的權貴階級是活躍在海上貿易的一群人，城市是為他們或由他們建造的，當然是從他們在海上的視角來設計。
同樣的紀念性建築也迎著漂流海上而來的移民與難民，紀念性年代(the monumental era)銜接著流變的年代(the flux era)，二次戰後大量外來人口的湧進，要求大量的居住空間，城市被迫必須速成地解決集合住宅問題。 紀念性石造立面大樓，被混凝土與玻璃盒子取代，美援或聯合國援助進入到東京、曼谷、台北、新加坡、新加坡、馬尼拉、胡志明市(前西貢)等城市，面海的城市開始往內地蔓延，海上的活動也在都市生活裡漸失昔日光采。
上世紀末以來，亞洲新完成的國際機場(香港、新加坡、曼谷、北京、浦東等)、購物中心(曼谷市中心、吉隆坡雙塔摩天樓區)、台北101、或首爾清溪川復原工程，都是近年來國際注目的焦點。但是海上奇觀也再次出現---上海浦東新天空線、香港機場市區核心計畫、新加坡「黃金靴子」填海開發計畫、孟買的第二港區發展等，它們是否將帶來新一波的「紀念性城市」風潮？
海洋的邊界：末端城市/河港城市/海灣城市/跳島城市
海洋的邊界由各種港灣城市所劃定，這些港灣城市呈現兩種主要類型： 一是末端城市，另一是河港城市。 末端城市(Tip-city)出現在半島末端，愈近末端愈是市中心商業區，孟買即是典型的末端城市，寬廣內地的各種民眾都得每日湧向狹窄的末端市中心，交通永遠是堵塞難行。 紐約的華爾街市中心也坐落在曼哈頓末端，甚至從地理空間來看，新加坡也在馬來半島末端，香港在珠三角末端，長崎也在日本國境之南的末端，廈門島也在陸境之外。 因為「海港」貿易功能，這些城市是大陸或內地的末端，因單軸向動線或須跨海以橋樑隧道連結，易造成嚴重交通擁擠。 但它們卻也正處海洋的前端，它們的興起就是藉著港口功能發展而來，而港口正是陸海的末梢或前緣。
曼谷、上海、台北等則是河港城市。 大河入海常是迂迴流入，在近海彎折處，常出現大都市，這些城市像倫敦一樣，有較好條件以輻射型態往外圍擴張，又有較深長的水岸作為碼頭船塢功能。 類比於末端城市位在「半島」(peninsula)末梢，第二類的海港城市所在的入海河流，可以看作是大海往陸地延伸而入的「半海」，海港城市位在這半海一端，城市到海之間的這段河流，不只是對難測海洋的緩衝，其實還是一條帶狀港區。 只是這種城市另有一問題，就是常出現河左岸與右岸不均衡發展的情況。
此外，東京-橫濱是特殊的海灣城市，而北京-天津像是更放大的渤海灣裡的都會區，都是得天獨厚的地理區位，具有廣大安全水域可供通航停泊功能。 對比來看，台灣卻是亞洲大陸的「跳島」城市，位在台灣海峽閩粵文化圈與南島黑潮文化圈交合之處，雖然孤懸海外，卻有左右逢源優勢，換句話說，佔有亞太戰略優勢。
通常，一國的首都在內陸，通常會有另一超大港市，成為配對的「陸海雙城」，譬如中國的北京與上海，印度的新德里與孟買，它們像是美國的華盛頓與紐約，西班牙的馬德里與巴塞隆納，或澳大利亞的坎培拉與雪梨。 這也顯示，不可輕忽海洋戰略地位的優勢，而且海、陸、空運輸成本比較約為1:5:50的比例，海運的重要性也永遠不會被時代淘汰。
首要性(Primacy)：通向世界的窗口
從十九世紀開始，擴張的資本主義經濟與現代化中心主義國家的相互影響，促成亞洲城市人口成長，並形成凌越其他周邊城市的「首要性」。譬如在二十世紀初期時，曼谷人口是第二大城清邁的12倍，1937年時仍保持為15倍，至今曼谷市人口達八百多萬人，清邁都會區也才一百萬人(清邁市才十五萬人口)。 東京都人口(一千二百多萬人)遠超過日本第二大城大阪人口(二百六十多萬人)，首爾(一千萬多一些)是韓國第二大城釜山(三百六十萬人)的兩倍半。在歐洲，倫敦市(七百八十多萬人)與英國第二大城伯明罕(一百萬人左右)，巴黎市(八百二十多萬人)與法國第二大城里昂(一百一十多萬人)，都顯出倫敦與巴黎的超級首要性。(以上數據參考Wiki百科網站)
中國倒是「首要城市」的特例，北京、上海、天津、廣州、重慶、武漢等都是超級大都會，假如以大前研一將大陸看成好幾國(而非一國)來看，那麼中國這幾個超級大城市，都是所在好幾省份的區域中心，其實都可算是首要城市，它們都具備相當於一整個地區的支配性中心強度。 同樣地，印度的新德里、孟買、加爾各答等都可等同於中國的首要城市。
首要城市出現，它們是所屬國內超級大城，遠超過其國內第二大城，自然他們成為跨國區域的中心，另一不可忽視的是都市團塊的興起，如東京-名古屋-大阪，上海-蘇州-杭州，北京-天津-渤海灣，廣州-深圳-東莞-港澳，台北-台中-高雄等，形成地理區域間的「首要區帶」。
這些首要城市或區帶，是海洋亞洲的強度節點，如東京、京津、上海、珠三角、首爾、曼谷、孟買、加爾各答、吉隆坡、雅加達、馬尼拉等亞洲都會，四、五百年間---或至少百年來，由於其海上活動樞紐角色，都成為直接面對世界與接軌世界的文明中心。 這些城市中鹹鹹的海風裡，濃郁地飄著四海一家(cosmopolitan)的開放與自由氣息，它們正是亞洲現代性經驗的大熔爐，新亞洲的活力也將會從這些城市散發出來。
結語：海洋亞洲的真實與想像
張愛玲在「傾城之戀」小說近尾聲時點出了歷經戰爭硝煙的亞洲特有蒼涼與希望：
「從淺水灣飯店過去一截子路，空中飛跨著一座橋樑，橋那邊是山，橋這邊是一堵灰磚砌成的牆壁，攔住了這邊的山。 柳原靠在牆上，流蘇也就靠在牆上，一眼看上去，那堵牆極高極高，望不見邊。 強是冷而粗糙，死的顏色。 她的臉，托在牆上，反襯著，也變了樣---紅嘴唇、水眼睛、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一張臉。 柳原看著她道：『這堵牆，不知為什麼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類的話。…有一天，我們的文明整個地毀掉了，什麼都完了---燒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許還剩下這堵牆。 流蘇，如果我們那時候在這牆跟底下遇見了…流蘇，也許你會對我有一點真心，也許我會對你有一點真心。』…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八日，炮聲響了。…在劫後的香港…流蘇擁被坐著，聽著那悲涼的風。 她確實知道淺水灣附近，灰磚砌的那一面牆，一定還屹然站在那裡。 風停了下來，像三條灰色的龍，蟠在牆頭，月光中閃著銀鱗。…」
曾經意氣風發地縱橫海上的亞洲，曾幾何時變成張愛玲筆下的海邊一堵老牆---走不下水的、浮不起來的地老天荒，這是望洋興歎的「長城」(Great Wall)呵？ 張愛玲的時代困縛在西方現代衝擊的糾結處境，看不到亞洲自己的海洋想像，現在的我們正逐漸有能力可以看穿西方曾為亞洲建立的想像，看穿了這層現代化的想像，我們或可以平心靜氣來重新思考亞洲---經濟快速成長中的亞洲、模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界限的亞洲、非正式部門當道又充滿文化活力的亞洲？ 從台灣的角度，回到海洋的視界應是很自然的發展吧！
(本文刊載於《台灣建築報導》2009/4月號)
2010年4月17日 星期六
台中盆地流動結構的轉變 台中縣景觀論壇2006/2/25 羅時瑋 /東海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台中縣的地理構成就是一個盆地加上大甲溪流域和一片狹長濱海平原，台中盆地當然是中心，它連接起南投，形成台灣最大的盆地，以大肚山與八卦山扼守西邊，大肚溪流穿其間形成一出口。 所以台中縣市談未來發展，不能忽視這樣的地理條件，應該以盆地的條件來定位出一個發展論述。
地圖上會顯示，在山區談發展要看山勢與水路，在平原則看各種流通網路，在島嶼則看港灣與腹地，在盆地呢？ 我想在盆地來看區域發展情勢是看「內-外」關係。 盆地就是形成內外有別的地形，盆地內是藏風聚氣、匯集水流、氣候穩定而又容易防禦的「裡面」； 盆地外則直接曝露在海風山洪或容易受敵的「外面」環境。 台中盆地好風水，以前種水稻就種得特別好，潭子神岡一帶的摘星山莊、筱雲山莊即是良好農業經濟的精華表現，就像台中市內西屯一帶以前的賴厝、何厝也曾是精采的莊院； 日據時期台中市外圍周邊種起甘蔗，糖業鐵道密佈，集結到台中火車站邊的糖廠。 台中盆地的外面，東邊是綿延圍著大甲溪流域，西邊是鄰接台灣海峽的平地。 前者在九二一中部大地震時損傷嚴重，至今每年都受土石流威脅，是天下雜誌所說的悲慘流域； 後者一直是台中的外緣---被稱為「海線」的山的另一邊。
台中盆地在十年前的流通結構，基本上是以台中市為中心往外發散，縱貫鐵道往南北走向，台三與台十三、台一乙省道構成的南北向縱貫公路，加上中清路、中港路、五權路與復興路等分從北中南三方向連結海線，以及後來完成的中投與中 彰快速道路，這些都是以台中為樞紐構成的中部區域路網。 而不斷從盆地中心往西擴張的同心圓環道---五權路、忠明與進化路、文心路與一號高速公路(一高)等形成的經線，連接起往外輻射的緯線路徑，形成盆地的蛛網流通結構。
台中盆地裡的工業大多屬於中小型加工廠，零星散佈在這蛛網結構外環的豐、潭、神、雅和烏日一帶，大部分都是零組件加工型態，形成精密機械加工產業群聚，自行車零組件、精密風扇(如筆記型電腦與各種電子儀器內建的散熱風扇)是供給全球成品加工的代表性產品，同時也逐漸促成此區「一高」附近成為物流產業群聚的區域。
近年台中盆地的路網已經逐漸跨越內外的區隔，「內-外」等同於「中心-邊陲」關係的情勢正在改變。 我之前曾經提過一高與三號高速公路(二高)在台中沿著大肚山東西側而過，在大肚山與八卦山之間交錯轉向彰投地區，加上清水到東勢的東西向快速道路，形成繞著大肚山而貫通盆地內外的快速環路。 甚至台中市中心五權路、復興路、中清路分從南北接上台一(烏日往大肚)與台十(大雅往清水)省道與海線的西濱快速公路與台十七等，連成更大更貫穿都市核心的跨出盆地的大環路系統，另外盆地東側的台三(台中市往豐原、東勢)接台八(東勢往天冷)再由台21(天冷到南投國姓)轉入投133(國姓接上中潭公路)接上台14再接回台三省道轉到霧峰，或從國姓接上幾年後將完工的埔霧快速道路，也形成盆地西側跨入山區休閒產業的另一環道系統。
這三道跨盆地內外的環路系統是否將促成盆地的新發展型態？ 不再只是中心往邊陲擴張，而逐漸將「內-外」的「支配/附屬」關係轉成為「互為夥伴」的關係？譬如，環大肚山高速公路和中、清、烏、鹿大環道，加上六個交流道，使大肚山東西麓各以十公里縱深的腹地交織一起，加上中科在大肚山的發展，高鐵烏日站作為西部都會走廊的吞吐門戶，「海線」似乎逐漸被以高速度流動模式納入盆地的日常生活圈。 另一跨出盆地往東部山區連結的東、豐、霧、投大環道，則似乎要打造出跨台中盆地的假日休閒生活圈，銜接起潭雅神與東豐自行車綠色廊道、太平霧峰的生態文化資源、與東部山區裡的森林溫泉休閒產業，進一步可深入往太魯閣國家公園與日月潭，也同時連上西部快速路網，讓全台灣形成一日到兩日遊的休閒旅遊帶。
速度正刺激現況的改變，快速流通網路的佈局正引導區域的再結構，但是否變化就跟著來呢？ 根據我從都市發展的理解，都市的空間結構只是發展的條件，都市的發展「能量」才是關鍵，區域的發展也應是一樣的，區域的活力才是真正能催動發展的態勢。 所以從地圖上看到的只是台中盆地的靜態條件，動態方面的盆地論述還真的需要仔細去了解那些看不到的區域發展真實吧！
事實上，台中港若與大陸直航，「山的另一邊」的海線，也許就變為「海的這一邊」的熱門地區了。 大甲、清水、沙鹿、梧棲等地目前是地毯式扁平發展，是否因為台中港還沒發揮到原來預期的功能呢？ 台中港就等著兩岸直通而耗著，清泉崗跑道結構其實還無法承受波音747等大客機起降，弱化的台中盆地可能更使得烏日高鐵站讓台中人更方便外流呢？ (台北人與高雄人為何要來台中？)
台中縣的地理構成就是一個盆地加上大甲溪流域和一片狹長濱海平原，台中盆地當然是中心，它連接起南投，形成台灣最大的盆地，以大肚山與八卦山扼守西邊，大肚溪流穿其間形成一出口。 所以台中縣市談未來發展，不能忽視這樣的地理條件，應該以盆地的條件來定位出一個發展論述。
地圖上會顯示，在山區談發展要看山勢與水路，在平原則看各種流通網路，在島嶼則看港灣與腹地，在盆地呢？ 我想在盆地來看區域發展情勢是看「內-外」關係。 盆地就是形成內外有別的地形，盆地內是藏風聚氣、匯集水流、氣候穩定而又容易防禦的「裡面」； 盆地外則直接曝露在海風山洪或容易受敵的「外面」環境。 台中盆地好風水，以前種水稻就種得特別好，潭子神岡一帶的摘星山莊、筱雲山莊即是良好農業經濟的精華表現，就像台中市內西屯一帶以前的賴厝、何厝也曾是精采的莊院； 日據時期台中市外圍周邊種起甘蔗，糖業鐵道密佈，集結到台中火車站邊的糖廠。 台中盆地的外面，東邊是綿延圍著大甲溪流域，西邊是鄰接台灣海峽的平地。 前者在九二一中部大地震時損傷嚴重，至今每年都受土石流威脅，是天下雜誌所說的悲慘流域； 後者一直是台中的外緣---被稱為「海線」的山的另一邊。
台中盆地在十年前的流通結構，基本上是以台中市為中心往外發散，縱貫鐵道往南北走向，台三與台十三、台一乙省道構成的南北向縱貫公路，加上中清路、中港路、五權路與復興路等分從北中南三方向連結海線，以及後來完成的中投與中 彰快速道路，這些都是以台中為樞紐構成的中部區域路網。 而不斷從盆地中心往西擴張的同心圓環道---五權路、忠明與進化路、文心路與一號高速公路(一高)等形成的經線，連接起往外輻射的緯線路徑，形成盆地的蛛網流通結構。
台中盆地裡的工業大多屬於中小型加工廠，零星散佈在這蛛網結構外環的豐、潭、神、雅和烏日一帶，大部分都是零組件加工型態，形成精密機械加工產業群聚，自行車零組件、精密風扇(如筆記型電腦與各種電子儀器內建的散熱風扇)是供給全球成品加工的代表性產品，同時也逐漸促成此區「一高」附近成為物流產業群聚的區域。
近年台中盆地的路網已經逐漸跨越內外的區隔，「內-外」等同於「中心-邊陲」關係的情勢正在改變。 我之前曾經提過一高與三號高速公路(二高)在台中沿著大肚山東西側而過，在大肚山與八卦山之間交錯轉向彰投地區，加上清水到東勢的東西向快速道路，形成繞著大肚山而貫通盆地內外的快速環路。 甚至台中市中心五權路、復興路、中清路分從南北接上台一(烏日往大肚)與台十(大雅往清水)省道與海線的西濱快速公路與台十七等，連成更大更貫穿都市核心的跨出盆地的大環路系統，另外盆地東側的台三(台中市往豐原、東勢)接台八(東勢往天冷)再由台21(天冷到南投國姓)轉入投133(國姓接上中潭公路)接上台14再接回台三省道轉到霧峰，或從國姓接上幾年後將完工的埔霧快速道路，也形成盆地西側跨入山區休閒產業的另一環道系統。
這三道跨盆地內外的環路系統是否將促成盆地的新發展型態？ 不再只是中心往邊陲擴張，而逐漸將「內-外」的「支配/附屬」關係轉成為「互為夥伴」的關係？譬如，環大肚山高速公路和中、清、烏、鹿大環道，加上六個交流道，使大肚山東西麓各以十公里縱深的腹地交織一起，加上中科在大肚山的發展，高鐵烏日站作為西部都會走廊的吞吐門戶，「海線」似乎逐漸被以高速度流動模式納入盆地的日常生活圈。 另一跨出盆地往東部山區連結的東、豐、霧、投大環道，則似乎要打造出跨台中盆地的假日休閒生活圈，銜接起潭雅神與東豐自行車綠色廊道、太平霧峰的生態文化資源、與東部山區裡的森林溫泉休閒產業，進一步可深入往太魯閣國家公園與日月潭，也同時連上西部快速路網，讓全台灣形成一日到兩日遊的休閒旅遊帶。
速度正刺激現況的改變，快速流通網路的佈局正引導區域的再結構，但是否變化就跟著來呢？ 根據我從都市發展的理解，都市的空間結構只是發展的條件，都市的發展「能量」才是關鍵，區域的發展也應是一樣的，區域的活力才是真正能催動發展的態勢。 所以從地圖上看到的只是台中盆地的靜態條件，動態方面的盆地論述還真的需要仔細去了解那些看不到的區域發展真實吧！
事實上，台中港若與大陸直航，「山的另一邊」的海線，也許就變為「海的這一邊」的熱門地區了。 大甲、清水、沙鹿、梧棲等地目前是地毯式扁平發展，是否因為台中港還沒發揮到原來預期的功能呢？ 台中港就等著兩岸直通而耗著，清泉崗跑道結構其實還無法承受波音747等大客機起降，弱化的台中盆地可能更使得烏日高鐵站讓台中人更方便外流呢？ (台北人與高雄人為何要來台中？)
Taichung the Waiting Metropolis and its Campaign Forward A World Class City:
A Case of Glocallision, Gloc(o)alition, or Glocalization?
By
Shih-wei Lo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Tunghai University
Taiwan, R.O.C.
Introduction: A Displaced Conception of Urban Imagineering
Rutheiser describes Atlanta as paradigmatic of ageographic and generic urbanism, a phantasmagorical landscape characterized by fragmentation, near-instantaneous communication, privatization public spaces, highly stylized simulations, and the subordination of locality to the demands of a globalizing market culture (Rutheiser, C. 1996: 4). It seems that Taichung has been confronted with somewhat the same trend and, even intentionally, boosted to be as such by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over the past some two decades. The very dramatic operation marketing the c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5-2007,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inviting and sorting out the global elite architects to design the new civic buildings, was peculiarly unprecedented attempts forwarding the city to be among those of the world class.
Borrowed from Rutheiser’s notion of “urban imagineering”, addressed specially to the 1996 Olympic preparation in Atlanta, seems to be a helpful concept for elaborating those moves of international city boosterism in Taichung. The concept implies the intangible dimension self-consciously promoting and marketing a city by citizens, politicians and investors (ibid: 4, 9-15). This also conforms to what Soja contends as one of his trialectics of city space: the real, the imagined and the lived, reflected from Lefebvre’s theory on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Soja, E. 1996); whereas, for Soja, the imagined space is pertained more to the conceived perspectives, like that of urbanism.
In this article, the idea of imagineering denotes the collective imagination guided through organized public events and mass media by urban agents, particularly by the public sector. While confronted with Taichung’s often delayed and substituted modes of development, this idea seems to be able to encompass the anxious but conservative, and, the fictitious but practical process of city marketing. Building a world-class city through mobilizing global brand architects has become the key strategy for imagineering Taichung over the past four terms of mayoralty.
The main targets for elaboration are concerned with three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al competitions and invitation, and their consequential potentialities. They were held for the New Civic Center (1995), the Guggenheim Museum (2003) and the Opera House (2006). The local government staggered along with such global city marketing strategies and boasted itself as of an internationalized city. This seems to be a common practice for those in developing context yarning for world-class status.
However, imagineering a city in the sphere of global culture economy should maintain cautious, especially for a fringe city like Taichung. To elaborate stories about the city’s self-marketing, maybe tentatively summed up as a “city glocal movement”, Appadurai’s idea of trans-locality and Soja’s real-and-imagined spatiality can be taken as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s and references. Between dynamics of the local and global sectors, there subtly embedded in the mean time their oppositions and conspiracies. The campaign to become world-class always means a city evolving from a naïve mode to the more sophisticated one of city governance, and this process may also be a must, judged upon nowadays’ omnipresent global/local interaction.
The main argument of this paper lies that to open door is unavoidable in current world, but global elite architects sorted out to take charge of local practice do not guarantee a sustainable way of urban development. Such mode of imagineering city often turns out to be capitalist-lopsidedly rather than environment-friendly,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like that of Taichung tends to weaken its critical role in balancing the private speculation and the public welfare, and unawares catalyzes the commoditiz- ation of public spaces. Such observation may not only be helpful for continuing attention to the aftermath of what have been going in Taichung, but also be applicable to those of non-Western contexts, which often deem world-class status as a success.
The Substitutive Urbanity
Taichung is currently the third largest city in Taiwan, with its population about 1.5 million. As a matter of fact, however, if including the adjacent townships, which already form together a metropolitan life circle centered at Taichung, the total population is more than 3 million.
It was once appointed as the provincial capital by Ching government in 1887, taking into account its advantage of being in the middle of Taiwan Island. A walled city was then built for the capital, but eventually only partly completed. Due to the urgent situation in the north of Taiwan, which was confronted with covetous threats from European and Japanese empires, the constructive effort could not help but being concentrated on Taipei.
During the colonial occupation (1895-1945), Taichung was almost built as a brand new city by Japanese, while the other important cities built upon the old Chinese walled urban entities. Taichung then was dubbed as “Little Kyoto” in the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However, in the late 1930s, under the Southbound Move Policy for the militarist dream of Greater East Asian Co-prosperity Sphere, Japanese constructed Kaohsiung---the southern port-city in Taiwan---as the invasive and logistic base toward the Southeast Asia. The urban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was thus put aside again by the ruling power.
Therefore, historically, Taichung’s advantage had been substituted for, first Taipei, and then Kaohsiung. It has been the third biggest city in the island, with Taipei as the capital and Kaohsiung the heavily industrialized center. When Taipei acted as an international city in politics and business, and Kaohsiung an international port, Taichung was relatively a local city in the middle of Taiwan. In last two decade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wa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polarized pattern of Taipei (in the north) and Kaohsiung (in the south) to a triple- centric structure, in which Taichung played a role of parvenu. It boosted itself quite lopsidedly as the city of consumer culture, and in academic circle it was viewed as a speculative city, after so far twelve phases of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s from 1965 on and thickly implemented during 1987-93.
In 1980s, while the real estate business prevailingly bloomed, Taichung turned from a city of culture, a long lasting fame, to a city of erotic. The seventh land consolidation area (335 hectares in total) was announced the first district to be subjected to floor area ratio regulation and subsequently it became a waiting area, exploited mostly as short-lived and instant-profit businesses, especially of entertainment and catering. The area was fantastic at night, with omnipresent neon lights and twinkling signs, and was often associated with impressions of Las Vegas.
In the early 1990s, Kenzo Tange’s team from Japan won the Gan-cheng Redevelopment Project on the site of some two hundred hectares previously settled by military dependents in row houses ( Fig.1). This project was to attract intensive commercial, business and residential investment. But it met the sudden decline of bubble economy in Taiwan and the project was thus suspended from then on.
Taichung was a waiting metropolis, and was successively substituted its opportunity for another reason out of its own control. However, the city government kept organizing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for the large-scale urban redevelopment in Taichung since1995. No matter how alien the result might be, these imagineering works seem to justify the emerging significance of Taichung, which is located at the middle of the west side of Taiwan just run through by the high-speed train system (Fig.2). Taichung must be internationalized to boost itself as the new nucleus in the west Taiwan and to form, together with Taipei and Kaohsiung, a corridor metropolis in the East Asia. Such a polycentric structure of mutually complementary functions can thus facilitate Taiwan---itself a metropolis proper, to be competitive enough to cope with the rising situation in the East Asia, specially in terms of its economic growth. Taichung as a waiting metropolis may finally turn out an acting metropolis!
New Civic Center Project
In order to move the city government and council out of the old city center, where streets and blocks were not wide enough for motor vehicle movement, the New Civic Center Project was initiated with a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rganized in 1995 during Mayor Lin’s tenure. The new site was located about 3 kilometers to the north-west of the old city center. This project was boasted as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al competition in Taiwan and it showed off the ambition of Taichung to be a world-class city.
The project was located at the one end of crossed parkways, and the National Music Hall (later turned to the National Opera House) presumably at the end of another parkway (Fig. 3). The site for the project, including two buildings and the parkway in-between, was 6.6 hectares in area. The area for the Music Hall was 5.77 hectares, linked by spacious parkway to the Municipal buildings (includ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office and municipal council). This golden trio formed the very core of the Seventh Land Consolidation area.
The New Civic Center Project drew much attention from abroad. The Swiss team Weber + Hofer AG Architects won the competition with their controversial scheme---of two clean and prism-like glass boxes---which was criticized by the local juror as not fit for the tropical climate of the city and could result in waste of energy (Fig. 4,5). It was only in October 1997, at the last moment of Mayor Lin’s term, the both sides signed the contract of planning, design and supervision for the project. However, over the next two terms of mayoralty, the project was almost shelved.
The main reason behind the reluctance for the authority to implement the project was worrying about the decline of the old city center due to the existing city government’s moving out once the new project was fulfilled. Another reason was that the financial condition then did not seem to support the project of 180 million US dollars. During the first term of Mayor Hu (2001-05), he was enthusiastic for his campaign promise to promote Guggenheim Museum project and left the New Civic Center project stagnated again. It was not until the end of 2005 when the Mayor Hu ran his second electoral campaign for mayoralty, the project was resumed and then put into construction (and he won the election again). It was scheduled to have its completion in 2009.
Very obviously, it was the real estate sectors, which would harvest the profit from the City Civic Center project. They would be expected to boom along the parkway in the area designate to the project. But the whole situation for implementing the project, even the contract was signed, was halted after the mayoral election in 2001. And the site for this project would somewhat unexpectedly yielded to the new program of marketing the city---the Guggenheim Museum, which was never imagined by the large before then.
Guggenheim Museum Project
The Guggenheim Museum Project was so far the most sensational international event for the city’s international campaign. This was also part of Guggenheim Foundation’s global maneuvering of cultural economy.
In 2001, Mr. Hu Chi-chiang was elected as mayor of Taichung, one of his campaign policy was to build Guggenheim Museum. He signed feasibility assessment agreement in June 2002, with Thomas Krens, executive in chief of Solomon Guggenheim Foundation, in Bilbao, Spain. In July 2002, accompanied by Krens, Jean Nouvel and Curator of Guggenheim Museum in Bilbao visited Taichung for site survey, and the site projected for building the New Municipal Center was assessed as an ideal choice.
Soon after that, Frank Gehry, Jean Nouvel and Zaha Hadid visited Taichung in December 2002, via Guggenheim Foundation as a go-between. And the Guggenheim project was proposed to be extended to include Opera House(by Nouvel), New Municipal Center(by Gehry), and the Museum (by Hadid). A project of 12.4 billion US dollars, designed by Two Kings One Queen, was proposed---a dream for Taichung linked to the world!
In July 2003, Hadid came to Taichung with her design model of Guggenheim Museum, which was published in January 2004 issue of A+U magazine (in both English and Japanese)(Fig. 6). Hadid’s design demonstrated a 50m deep cantilever feature marking the entrance of the museum. The streamlined free form of the museum was certainly a brand new landmark to the city.
Mayor Hu briefed Guggenheim Taichung Museum Project to President Chen,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to Hu, in August 2004, who was running his second national election campaign. In September, 2003, the Executive Yuan approved 170 million US dollars subsidy for Guggenheim Taichung Project. Because of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to be held in the end of the year, no one in the high rank of contesting parties dared to stop the Guggenheim project. This was the most optimistic moment for the project’s realization. However, soon after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January 2004, the budget of the subsidy was cut in Parliament together with “Five Years Fifty Billion NT (about 1.7 bil. US dollars) Special Budget”. Although the Executive Yuan pre-empted some 10 million US dollars for the down payment to Guggenheim Foundation after all, Taichung City Council decided to turn down the Guggenheim Project by the end of 2004. The reasons were worrying about the after-cost for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especially under the condition lopsidedly dictated by the Guggenheim Foundation---by contract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were almost all at Guggenheim Foundation’s disposal.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Bilbao model was far from the case of Taichung, where the MRT system and other urban infrastructure were none in planning or capitalizing. The Guggenheim Project was such an isolated and instant “vision-eering”, and outplayed by malfunctioned politics, that finally it is no wonder proved an abortion.
Metropolitan Opera House Project
In early spring of 2006, Toyo Ito won the competition of the Metropolitan Opera House in Taichung. Other super stars participants were found Z. Hadid, C. de Portzamparc, R. Rogers, and H. Hollein. The design contract was signed in August 2006 and the project was scheduled to completion in 2009. It seems that this time the project can be expected more smoothly to come true than previous cases. After controversial precedent projects of New Civic Center and Guggenheim Museum, this time the city government should grow mature enough to host such a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its subsequent implementation.
This is a project of 100 million US dollars budget, located at the end of the parkway perpendicular to the axis of the New Civic Center (Fig. 7). Ito’s work was a cheese-like solid-void composition in a rigid profile of rectangular glass box, revealing an inside- out and outside-in transparency. It was virtually the same model as the Gent Music Forum, with which Ito failed to win the competition in 2004. This practice just witnessed the global game played by the elite architect to peddle around the world his fantastic idea, despite the local differences and particularities.
The key concept of the Opera House is the “Sound Cave”, a horizontally and vertically continuous network, which is not only interior, but connects seamlessly with the outside (Wen, W-h. 2006:12)(Fig. 8,9). It is really a work of epochal talent, but it can be put everywhere anytime in this world. Also seemingly absurd enough, just because this is a universal scheme, worked out by the global brand architect, with which the city is expected to step in the spotlights gaining worldwide gazes.
The edge-cutting spatial experience offered by Ito can indeed bring forth an excellent arena for global culture economy. The configuration of space flowing-in- and-out can expectedly result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n worldwide thrilling fame. Nevertheless, does this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a public space? The inside-out or outside-in space flow is only in conceptual and visual effect. In actual condition, the seemingly non-existing glasses form a barrier for to and fro movement between the interior and exterior. There are no intermediate space (like arcade, a popular urban space element in Taiwan) for the public staying or lingering about without exposed directly under sub-tropical sunshine and rainfall.
In the beginning of February, the Premier Su,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to Mayor of Taichung, promised to increase the subsidy for this project. The overtone was very clear that he was preparing his own way to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next year and starting his warm-up campaign to forward favors. Again, thanks to the election, the Opera House may very hopefully slide into its home base.
Conclusion: A City of Glocallision or The City Glocal Movement?
Finally there will be three sharp rectangular glass boxes stood at the ends of the cross parkways. They are not the last cases for globally marketing the city. Taichung airport was moved away in 2004 and left 247,22hectares area for redevelopment. “The Former Taichung Airport Site Re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Planning Contest” was organized in Jan. 2007. This can result in another run of global architectural competitions in the coming years. Now should be a right time to reflect on those competitions held before and their consequences in the past and coming decade.
What this paper discussed about are the Guggenheim Project and The New Civic and Cultural Project. The latter was a real project of three public buildings and was put into implementation legally by the city government, while the former was virtually a speculative operation for both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and Guggenheim Foundation. For Taichung, the failure of the Guggenheim project was justifiable. It was a practice deprived of the local subjectivity because of having almost no way to steer the future museum management but bearing the whole costs and risks. The price for marketing the city globally as such with international brands-architects was too high to afford
As for the real projects---the Civic Buildings and the Opera House, some differences could be found between the two within a little more than ten years. The local jurors of competitions increased, from two in seven of the previous to three in six of the later. It sounded the local subjectivity had somewhat strengthened. In addition, the jurors of the latter competition were one generation younger than the previous. However, the argument of the local condition against the international style, like the issue of tropical climate versus energy consumption, didn’t appear among the jury members of the latter competition.
The developers harvested the profit resulted from the aggressive promotion through these projects by the public sector. Along this New Civic and Cultural Center Zone, elegant high-rise apartment buildings emerged within the last decade, and now, very odd though, they stand by and wait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three alien, brand new box-objects (Fig. 10). The area, the very heart of the new city vision, is to be fed with the global fashion fodders (refer to “knowledge fodder” in Appadurai, A. 2002: 32-47), not mention the tremendous cost to maintain their actual operation. It will be further upset if reminded of the existing city government building’s being a colonial legacy, an alien construction too, built by the Japanese governor near a century ago!
Taichung had been built by “others”, like most cities in Taiwan, over different regimes. It might first seem out-of-place with those alien buildings, but eventually look in-place some time afterward. In fact, beyond narrow nationalism or immediate autochthonous concerns, there is a subtle clue implying Taichung’s own agenda set for the near future. To think in a bigger or extra-urban scale, the global brand operation for marketing Taichung may not necessarily be irritating to the local identity. It may probably be a fair strategy taking into account its role-playing in a trans-urban and even a trans-regional development across Taiwan Strait. The high speed train system (Fig.11) just started to run may make the West Taiwan a belt-metropolis, of which Taichung becomes a middle city as a new center dealing with the cross Strait mobility, together with Amoy, Fu-chou in coastal Fu-chien, China, where both sides shared the same dialect. The belt-metropolitan Taiwan restructured with Taichung as a new hub, backed up by over ten million educated man power, should join in the thriving momentum in the southeast China and hopefully build up a cross Taiwan Strait co-prosperity circle. The alien buildings of global fashion may therein provide cosmopolitan capacity for a more vital city to come.
Indeed, they bring revolutionary visual impacts with prism-like neat zeilenbau, streamline amorphous form with deep cantilever, and interior/exterior transparent continuum. All these bring a new sense of capacity. Through them people can expect a metropolitan mode of urbanity and the way of life respectively. However, with such homogeneously global look, these objects of nowhere can cultivate less sense of here and now, concerning the placeliness identifiable for a particular city.
Today, what does the world-class city mean? In contrast to the global production of locality, as what contended by Appadurai (2002), the case of Taichung reveals a particular process of “the local production of globality”. The strategy imagineering the city with global brand architects has not yet proved a win-win consequence. It has been so far more like a global-local-collision (glocallision) than a global-local-ization (glocalization). The opposition can be found not only between isotropic boxes by global elites and snobbish high-rise towers by local developers, but also between the city government (led by the former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city council (represented by fraction-minded powers), and further between the real city and the imagined city.
Here I would argue that,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restructuring- generated crisis”, Soja’s contention of the real-and-imagined city is mainly addressed to the “spatiality” (Soja, E. 1996). Whereas Taichung alters itself from a waiting metropolis to a developing metropolis, and its “becoming-generated possibilities” seem instead to be the key concern. The point is that Taichung has been in its own transitional state, ever evolving with interventions from outside its proper capacity. “Time”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and time-space, or tempo-spatiality---different from Giedion’s definition implied with zeitgeist idea, should be the theme to be more addressed.
Temporality here is concerned with the problematic about how well the new civic building will be if th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or even corruption not improved with the city government and council? And it is also about how if there will still be no good local team to host appealing performance regularly in the new opera house? And, furthermore, how if there will still be no convenient mass transportation system for local residents to come here? In general, how to make people feel having a good “time” during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those projects, and then enjoying a good “time” to come, to work, to handle business, and to enjoy cultural activities? When the city has a world-class hardware eventually, how if it still lacks the world-class software, which always takes much longer “time” to be in place?
The subjectivity of a city like Taichung does not seem to lie in any fixedly defined category, but in its ever-changing mode of urbanity, always subjected to alien and global influences. For Appadurai, the global horizon can become material part, through media, imagination and migration. He suggests that the global is a sort of expansion of the local horizon (Appadurai, A. 2002: 32-47). Here and now Taichung is striving with its momentum more for the middle-class’s affluence. This is fully demonstrated in the brilliant and decent high-rise apartments getting to rise in the New Civic and Culture Center zone. The three glass-boxes[1] designed by the global brand architects look qui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iddle-class aesthetics. They are clear-cut boxes without much shading or overhanging space to shed the strong sunshine and rainfall, and for the mass to stay in comfort, neither do they show welcoming gesture to the unprivileged underclass. In fact, they are public only in a selective sense.
In terms of the middle-class publicity, those three boxes of civic and cultural architecture are in a conspiracy with the local developers alongside. They both engage in a gloc(o)alition---global-local-coalition. In this sense, the civic buildings and the opera house become commodities in themselves, and they join to increase the exchange value of the surrounding land lots without having enough care for or feedback to the true public.
Today, the idea of the local is not an inert backdrop, nor is it a given condition. The local is a process and a project, just like other things (Appadurai, A. 2002: 32). Therefore, the world-class city discussion should not just be limited in an intra-urban sphere. Networking in global or regional sphere is getting to be irresistible. A globally elite-driven mode of marketing the “real-and-imagined” city, borrowed from Soja’s terminology, must be criticized in the trans-local and/or trans-regional context.
Just here, William Lim’s lament based on his radical postmodern perspective is so genuine to the situation happened in Taichung: “The essentiality of local creative energy and dynamic interaction to anchor architectural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has yet to be fully understood or developed.” (Lim, W. 2005: 33) In the case of Taichung, it proves a great pity that the local public sector was not self-conscious enough to envision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released from the “city glocal movement”, or, was not alert enough to the highly capitalist-driven nature of the glocalization, and then missed to make maximum profit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hrough negotiating the glocallision and gloc(o)alition dynamics.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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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 Magaret.(ed.) (1995) The New Taichung City Civic Cente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Entries. Leader of The Garden AD, Tai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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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id, Zahad. (2004) A+U, January.
Tseng, Hsiang-yu. (2006) Viewing at the Urban Governance of Taichung with Guggeheim Museum Project as a Mirror. Master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lanning and Building, Taiwan University.
Lim, William S.W. (2005) Asian Ethical Urbanism: A Radical Postmodern Perspective. World Scientific, Singapore.
Appadurai, A. (2002)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k of the Imagination” in TransUrbanism. NAI, Rotterdam, pp.32-47.
Rutheiser, Charles. (1996) Imagineering Atlanta: The Politics of Place in the City of Dreams. Verso, London.
Soja, Edward. (1996) Third 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 Imagined Places. Blackwell, Oxford.
Figure Captions
Fig. 1 Main Sites in Taichung City
(source: drawn by Wnag, C-y.)
Fig. 2 High Speed Rail Line
(source: drawn by Wang, C-y.)
Fig. 3 Site Model of Taichung New Civic Center Project
(source: Wen, M. 1995: 25)
Fig. 4 Model of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Building
(source: Wen, M. 1995: 20)
Fig. 5 Model of Taichung City Council Building
(source: Wen, M. 1995: 27)
Fig. 6 Model of Taichung Guggenheim Museum
(source: A+U, 2004/1)
Fig. 7 Site Plan for Taichung Civic & Cultural Center
(source: Wen, M. 2006: 13)
Fig. 8 Model of Taichung Opera House
(source: Wen, M. 2006: 11)
Fig. 9 Perspective of Taichung Opera House
(source: Wen, M. 2006: 13)
Fig. 10 View along Parkway
(source: Lo, S-w.)
Fig. 11 HSR Taichung Terminal
(source: Lo, S-w.)
[1] As quoted from the most updated source, the glass curtain-wall system may probably be changed to stone slate wainscot system, due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energy consumption. The debate is still undergoing by submitting this paper.
A Case of Glocallision, Gloc(o)alition, or Glocalization?
By
Shih-wei Lo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Tunghai University
Taiwan, R.O.C.
Introduction: A Displaced Conception of Urban Imagineering
Rutheiser describes Atlanta as paradigmatic of ageographic and generic urbanism, a phantasmagorical landscape characterized by fragmentation, near-instantaneous communication, privatization public spaces, highly stylized simulations, and the subordination of locality to the demands of a globalizing market culture (Rutheiser, C. 1996: 4). It seems that Taichung has been confronted with somewhat the same trend and, even intentionally, boosted to be as such by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over the past some two decades. The very dramatic operation marketing the c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5-2007,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inviting and sorting out the global elite architects to design the new civic buildings, was peculiarly unprecedented attempts forwarding the city to be among those of the world class.
Borrowed from Rutheiser’s notion of “urban imagineering”, addressed specially to the 1996 Olympic preparation in Atlanta, seems to be a helpful concept for elaborating those moves of international city boosterism in Taichung. The concept implies the intangible dimension self-consciously promoting and marketing a city by citizens, politicians and investors (ibid: 4, 9-15). This also conforms to what Soja contends as one of his trialectics of city space: the real, the imagined and the lived, reflected from Lefebvre’s theory on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Soja, E. 1996); whereas, for Soja, the imagined space is pertained more to the conceived perspectives, like that of urbanism.
In this article, the idea of imagineering denotes the collective imagination guided through organized public events and mass media by urban agents, particularly by the public sector. While confronted with Taichung’s often delayed and substituted modes of development, this idea seems to be able to encompass the anxious but conservative, and, the fictitious but practical process of city marketing. Building a world-class city through mobilizing global brand architects has become the key strategy for imagineering Taichung over the past four terms of mayoralty.
The main targets for elaboration are concerned with three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al competitions and invitation, and their consequential potentialities. They were held for the New Civic Center (1995), the Guggenheim Museum (2003) and the Opera House (2006). The local government staggered along with such global city marketing strategies and boasted itself as of an internationalized city. This seems to be a common practice for those in developing context yarning for world-class status.
However, imagineering a city in the sphere of global culture economy should maintain cautious, especially for a fringe city like Taichung. To elaborate stories about the city’s self-marketing, maybe tentatively summed up as a “city glocal movement”, Appadurai’s idea of trans-locality and Soja’s real-and-imagined spatiality can be taken as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s and references. Between dynamics of the local and global sectors, there subtly embedded in the mean time their oppositions and conspiracies. The campaign to become world-class always means a city evolving from a naïve mode to the more sophisticated one of city governance, and this process may also be a must, judged upon nowadays’ omnipresent global/local interaction.
The main argument of this paper lies that to open door is unavoidable in current world, but global elite architects sorted out to take charge of local practice do not guarantee a sustainable way of urban development. Such mode of imagineering city often turns out to be capitalist-lopsidedly rather than environment-friendly,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like that of Taichung tends to weaken its critical role in balancing the private speculation and the public welfare, and unawares catalyzes the commoditiz- ation of public spaces. Such observation may not only be helpful for continuing attention to the aftermath of what have been going in Taichung, but also be applicable to those of non-Western contexts, which often deem world-class status as a success.
The Substitutive Urbanity
Taichung is currently the third largest city in Taiwan, with its population about 1.5 million. As a matter of fact, however, if including the adjacent townships, which already form together a metropolitan life circle centered at Taichung, the total population is more than 3 million.
It was once appointed as the provincial capital by Ching government in 1887, taking into account its advantage of being in the middle of Taiwan Island. A walled city was then built for the capital, but eventually only partly completed. Due to the urgent situation in the north of Taiwan, which was confronted with covetous threats from European and Japanese empires, the constructive effort could not help but being concentrated on Taipei.
During the colonial occupation (1895-1945), Taichung was almost built as a brand new city by Japanese, while the other important cities built upon the old Chinese walled urban entities. Taichung then was dubbed as “Little Kyoto” in the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However, in the late 1930s, under the Southbound Move Policy for the militarist dream of Greater East Asian Co-prosperity Sphere, Japanese constructed Kaohsiung---the southern port-city in Taiwan---as the invasive and logistic base toward the Southeast Asia. The urban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was thus put aside again by the ruling power.
Therefore, historically, Taichung’s advantage had been substituted for, first Taipei, and then Kaohsiung. It has been the third biggest city in the island, with Taipei as the capital and Kaohsiung the heavily industrialized center. When Taipei acted as an international city in politics and business, and Kaohsiung an international port, Taichung was relatively a local city in the middle of Taiwan. In last two decade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wa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polarized pattern of Taipei (in the north) and Kaohsiung (in the south) to a triple- centric structure, in which Taichung played a role of parvenu. It boosted itself quite lopsidedly as the city of consumer culture, and in academic circle it was viewed as a speculative city, after so far twelve phases of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s from 1965 on and thickly implemented during 1987-93.
In 1980s, while the real estate business prevailingly bloomed, Taichung turned from a city of culture, a long lasting fame, to a city of erotic. The seventh land consolidation area (335 hectares in total) was announced the first district to be subjected to floor area ratio regulation and subsequently it became a waiting area, exploited mostly as short-lived and instant-profit businesses, especially of entertainment and catering. The area was fantastic at night, with omnipresent neon lights and twinkling signs, and was often associated with impressions of Las Vegas.
In the early 1990s, Kenzo Tange’s team from Japan won the Gan-cheng Redevelopment Project on the site of some two hundred hectares previously settled by military dependents in row houses ( Fig.1). This project was to attract intensive commercial, business and residential investment. But it met the sudden decline of bubble economy in Taiwan and the project was thus suspended from then on.
Taichung was a waiting metropolis, and was successively substituted its opportunity for another reason out of its own control. However, the city government kept organizing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for the large-scale urban redevelopment in Taichung since1995. No matter how alien the result might be, these imagineering works seem to justify the emerging significance of Taichung, which is located at the middle of the west side of Taiwan just run through by the high-speed train system (Fig.2). Taichung must be internationalized to boost itself as the new nucleus in the west Taiwan and to form, together with Taipei and Kaohsiung, a corridor metropolis in the East Asia. Such a polycentric structure of mutually complementary functions can thus facilitate Taiwan---itself a metropolis proper, to be competitive enough to cope with the rising situation in the East Asia, specially in terms of its economic growth. Taichung as a waiting metropolis may finally turn out an acting metropolis!
New Civic Center Project
In order to move the city government and council out of the old city center, where streets and blocks were not wide enough for motor vehicle movement, the New Civic Center Project was initiated with a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rganized in 1995 during Mayor Lin’s tenure. The new site was located about 3 kilometers to the north-west of the old city center. This project was boasted as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al competition in Taiwan and it showed off the ambition of Taichung to be a world-class city.
The project was located at the one end of crossed parkways, and the National Music Hall (later turned to the National Opera House) presumably at the end of another parkway (Fig. 3). The site for the project, including two buildings and the parkway in-between, was 6.6 hectares in area. The area for the Music Hall was 5.77 hectares, linked by spacious parkway to the Municipal buildings (includ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office and municipal council). This golden trio formed the very core of the Seventh Land Consolidation area.
The New Civic Center Project drew much attention from abroad. The Swiss team Weber + Hofer AG Architects won the competition with their controversial scheme---of two clean and prism-like glass boxes---which was criticized by the local juror as not fit for the tropical climate of the city and could result in waste of energy (Fig. 4,5). It was only in October 1997, at the last moment of Mayor Lin’s term, the both sides signed the contract of planning, design and supervision for the project. However, over the next two terms of mayoralty, the project was almost shelved.
The main reason behind the reluctance for the authority to implement the project was worrying about the decline of the old city center due to the existing city government’s moving out once the new project was fulfilled. Another reason was that the financial condition then did not seem to support the project of 180 million US dollars. During the first term of Mayor Hu (2001-05), he was enthusiastic for his campaign promise to promote Guggenheim Museum project and left the New Civic Center project stagnated again. It was not until the end of 2005 when the Mayor Hu ran his second electoral campaign for mayoralty, the project was resumed and then put into construction (and he won the election again). It was scheduled to have its completion in 2009.
Very obviously, it was the real estate sectors, which would harvest the profit from the City Civic Center project. They would be expected to boom along the parkway in the area designate to the project. But the whole situation for implementing the project, even the contract was signed, was halted after the mayoral election in 2001. And the site for this project would somewhat unexpectedly yielded to the new program of marketing the city---the Guggenheim Museum, which was never imagined by the large before then.
Guggenheim Museum Project
The Guggenheim Museum Project was so far the most sensational international event for the city’s international campaign. This was also part of Guggenheim Foundation’s global maneuvering of cultural economy.
In 2001, Mr. Hu Chi-chiang was elected as mayor of Taichung, one of his campaign policy was to build Guggenheim Museum. He signed feasibility assessment agreement in June 2002, with Thomas Krens, executive in chief of Solomon Guggenheim Foundation, in Bilbao, Spain. In July 2002, accompanied by Krens, Jean Nouvel and Curator of Guggenheim Museum in Bilbao visited Taichung for site survey, and the site projected for building the New Municipal Center was assessed as an ideal choice.
Soon after that, Frank Gehry, Jean Nouvel and Zaha Hadid visited Taichung in December 2002, via Guggenheim Foundation as a go-between. And the Guggenheim project was proposed to be extended to include Opera House(by Nouvel), New Municipal Center(by Gehry), and the Museum (by Hadid). A project of 12.4 billion US dollars, designed by Two Kings One Queen, was proposed---a dream for Taichung linked to the world!
In July 2003, Hadid came to Taichung with her design model of Guggenheim Museum, which was published in January 2004 issue of A+U magazine (in both English and Japanese)(Fig. 6). Hadid’s design demonstrated a 50m deep cantilever feature marking the entrance of the museum. The streamlined free form of the museum was certainly a brand new landmark to the city.
Mayor Hu briefed Guggenheim Taichung Museum Project to President Chen,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to Hu, in August 2004, who was running his second national election campaign. In September, 2003, the Executive Yuan approved 170 million US dollars subsidy for Guggenheim Taichung Project. Because of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to be held in the end of the year, no one in the high rank of contesting parties dared to stop the Guggenheim project. This was the most optimistic moment for the project’s realization. However, soon after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January 2004, the budget of the subsidy was cut in Parliament together with “Five Years Fifty Billion NT (about 1.7 bil. US dollars) Special Budget”. Although the Executive Yuan pre-empted some 10 million US dollars for the down payment to Guggenheim Foundation after all, Taichung City Council decided to turn down the Guggenheim Project by the end of 2004. The reasons were worrying about the after-cost for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especially under the condition lopsidedly dictated by the Guggenheim Foundation---by contract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were almost all at Guggenheim Foundation’s disposal.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Bilbao model was far from the case of Taichung, where the MRT system and other urban infrastructure were none in planning or capitalizing. The Guggenheim Project was such an isolated and instant “vision-eering”, and outplayed by malfunctioned politics, that finally it is no wonder proved an abortion.
Metropolitan Opera House Project
In early spring of 2006, Toyo Ito won the competition of the Metropolitan Opera House in Taichung. Other super stars participants were found Z. Hadid, C. de Portzamparc, R. Rogers, and H. Hollein. The design contract was signed in August 2006 and the project was scheduled to completion in 2009. It seems that this time the project can be expected more smoothly to come true than previous cases. After controversial precedent projects of New Civic Center and Guggenheim Museum, this time the city government should grow mature enough to host such a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its subsequent implementation.
This is a project of 100 million US dollars budget, located at the end of the parkway perpendicular to the axis of the New Civic Center (Fig. 7). Ito’s work was a cheese-like solid-void composition in a rigid profile of rectangular glass box, revealing an inside- out and outside-in transparency. It was virtually the same model as the Gent Music Forum, with which Ito failed to win the competition in 2004. This practice just witnessed the global game played by the elite architect to peddle around the world his fantastic idea, despite the local differences and particularities.
The key concept of the Opera House is the “Sound Cave”, a horizontally and vertically continuous network, which is not only interior, but connects seamlessly with the outside (Wen, W-h. 2006:12)(Fig. 8,9). It is really a work of epochal talent, but it can be put everywhere anytime in this world. Also seemingly absurd enough, just because this is a universal scheme, worked out by the global brand architect, with which the city is expected to step in the spotlights gaining worldwide gazes.
The edge-cutting spatial experience offered by Ito can indeed bring forth an excellent arena for global culture economy. The configuration of space flowing-in- and-out can expectedly result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n worldwide thrilling fame. Nevertheless, does this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a public space? The inside-out or outside-in space flow is only in conceptual and visual effect. In actual condition, the seemingly non-existing glasses form a barrier for to and fro movement between the interior and exterior. There are no intermediate space (like arcade, a popular urban space element in Taiwan) for the public staying or lingering about without exposed directly under sub-tropical sunshine and rainfall.
In the beginning of February, the Premier Su,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to Mayor of Taichung, promised to increase the subsidy for this project. The overtone was very clear that he was preparing his own way to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next year and starting his warm-up campaign to forward favors. Again, thanks to the election, the Opera House may very hopefully slide into its home base.
Conclusion: A City of Glocallision or The City Glocal Movement?
Finally there will be three sharp rectangular glass boxes stood at the ends of the cross parkways. They are not the last cases for globally marketing the city. Taichung airport was moved away in 2004 and left 247,22hectares area for redevelopment. “The Former Taichung Airport Site Re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Planning Contest” was organized in Jan. 2007. This can result in another run of global architectural competitions in the coming years. Now should be a right time to reflect on those competitions held before and their consequences in the past and coming decade.
What this paper discussed about are the Guggenheim Project and The New Civic and Cultural Project. The latter was a real project of three public buildings and was put into implementation legally by the city government, while the former was virtually a speculative operation for both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and Guggenheim Foundation. For Taichung, the failure of the Guggenheim project was justifiable. It was a practice deprived of the local subjectivity because of having almost no way to steer the future museum management but bearing the whole costs and risks. The price for marketing the city globally as such with international brands-architects was too high to afford
As for the real projects---the Civic Buildings and the Opera House, some differences could be found between the two within a little more than ten years. The local jurors of competitions increased, from two in seven of the previous to three in six of the later. It sounded the local subjectivity had somewhat strengthened. In addition, the jurors of the latter competition were one generation younger than the previous. However, the argument of the local condition against the international style, like the issue of tropical climate versus energy consumption, didn’t appear among the jury members of the latter competition.
The developers harvested the profit resulted from the aggressive promotion through these projects by the public sector. Along this New Civic and Cultural Center Zone, elegant high-rise apartment buildings emerged within the last decade, and now, very odd though, they stand by and wait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three alien, brand new box-objects (Fig. 10). The area, the very heart of the new city vision, is to be fed with the global fashion fodders (refer to “knowledge fodder” in Appadurai, A. 2002: 32-47), not mention the tremendous cost to maintain their actual operation. It will be further upset if reminded of the existing city government building’s being a colonial legacy, an alien construction too, built by the Japanese governor near a century ago!
Taichung had been built by “others”, like most cities in Taiwan, over different regimes. It might first seem out-of-place with those alien buildings, but eventually look in-place some time afterward. In fact, beyond narrow nationalism or immediate autochthonous concerns, there is a subtle clue implying Taichung’s own agenda set for the near future. To think in a bigger or extra-urban scale, the global brand operation for marketing Taichung may not necessarily be irritating to the local identity. It may probably be a fair strategy taking into account its role-playing in a trans-urban and even a trans-regional development across Taiwan Strait. The high speed train system (Fig.11) just started to run may make the West Taiwan a belt-metropolis, of which Taichung becomes a middle city as a new center dealing with the cross Strait mobility, together with Amoy, Fu-chou in coastal Fu-chien, China, where both sides shared the same dialect. The belt-metropolitan Taiwan restructured with Taichung as a new hub, backed up by over ten million educated man power, should join in the thriving momentum in the southeast China and hopefully build up a cross Taiwan Strait co-prosperity circle. The alien buildings of global fashion may therein provide cosmopolitan capacity for a more vital city to come.
Indeed, they bring revolutionary visual impacts with prism-like neat zeilenbau, streamline amorphous form with deep cantilever, and interior/exterior transparent continuum. All these bring a new sense of capacity. Through them people can expect a metropolitan mode of urbanity and the way of life respectively. However, with such homogeneously global look, these objects of nowhere can cultivate less sense of here and now, concerning the placeliness identifiable for a particular city.
Today, what does the world-class city mean? In contrast to the global production of locality, as what contended by Appadurai (2002), the case of Taichung reveals a particular process of “the local production of globality”. The strategy imagineering the city with global brand architects has not yet proved a win-win consequence. It has been so far more like a global-local-collision (glocallision) than a global-local-ization (glocalization). The opposition can be found not only between isotropic boxes by global elites and snobbish high-rise towers by local developers, but also between the city government (led by the former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city council (represented by fraction-minded powers), and further between the real city and the imagined city.
Here I would argue that,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restructuring- generated crisis”, Soja’s contention of the real-and-imagined city is mainly addressed to the “spatiality” (Soja, E. 1996). Whereas Taichung alters itself from a waiting metropolis to a developing metropolis, and its “becoming-generated possibilities” seem instead to be the key concern. The point is that Taichung has been in its own transitional state, ever evolving with interventions from outside its proper capacity. “Time”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and time-space, or tempo-spatiality---different from Giedion’s definition implied with zeitgeist idea, should be the theme to be more addressed.
Temporality here is concerned with the problematic about how well the new civic building will be if th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or even corruption not improved with the city government and council? And it is also about how if there will still be no good local team to host appealing performance regularly in the new opera house? And, furthermore, how if there will still be no convenient mass transportation system for local residents to come here? In general, how to make people feel having a good “time” during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those projects, and then enjoying a good “time” to come, to work, to handle business, and to enjoy cultural activities? When the city has a world-class hardware eventually, how if it still lacks the world-class software, which always takes much longer “time” to be in place?
The subjectivity of a city like Taichung does not seem to lie in any fixedly defined category, but in its ever-changing mode of urbanity, always subjected to alien and global influences. For Appadurai, the global horizon can become material part, through media, imagination and migration. He suggests that the global is a sort of expansion of the local horizon (Appadurai, A. 2002: 32-47). Here and now Taichung is striving with its momentum more for the middle-class’s affluence. This is fully demonstrated in the brilliant and decent high-rise apartments getting to rise in the New Civic and Culture Center zone. The three glass-boxes[1] designed by the global brand architects look qui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iddle-class aesthetics. They are clear-cut boxes without much shading or overhanging space to shed the strong sunshine and rainfall, and for the mass to stay in comfort, neither do they show welcoming gesture to the unprivileged underclass. In fact, they are public only in a selective sense.
In terms of the middle-class publicity, those three boxes of civic and cultural architecture are in a conspiracy with the local developers alongside. They both engage in a gloc(o)alition---global-local-coalition. In this sense, the civic buildings and the opera house become commodities in themselves, and they join to increase the exchange value of the surrounding land lots without having enough care for or feedback to the true public.
Today, the idea of the local is not an inert backdrop, nor is it a given condition. The local is a process and a project, just like other things (Appadurai, A. 2002: 32). Therefore, the world-class city discussion should not just be limited in an intra-urban sphere. Networking in global or regional sphere is getting to be irresistible. A globally elite-driven mode of marketing the “real-and-imagined” city, borrowed from Soja’s terminology, must be criticized in the trans-local and/or trans-regional context.
Just here, William Lim’s lament based on his radical postmodern perspective is so genuine to the situation happened in Taichung: “The essentiality of local creative energy and dynamic interaction to anchor architectural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has yet to be fully understood or developed.” (Lim, W. 2005: 33) In the case of Taichung, it proves a great pity that the local public sector was not self-conscious enough to envision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released from the “city glocal movement”, or, was not alert enough to the highly capitalist-driven nature of the glocalization, and then missed to make maximum profit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hrough negotiating the glocallision and gloc(o)alition dynamics.
References
Cheng, Ming-yu & Wang, Chun-hsiung. (1995)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f Taichung New Civic Center”. Chinese Architect, July:.59-133
Wen, Magaret.(ed.) (1995) The New Taichung City Civic Cente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Entries. Leader of The Garden AD, Taichung.
Wen, Margaret.(ed.) (2006) Taichung Metropolitan Opera Hous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ward-winning and Participant Projects.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Taichung.
Hadid, Zahad. (2004) A+U, January.
Tseng, Hsiang-yu. (2006) Viewing at the Urban Governance of Taichung with Guggeheim Museum Project as a Mirror. Master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lanning and Building, Taiwan University.
Lim, William S.W. (2005) Asian Ethical Urbanism: A Radical Postmodern Perspective. World Scientific, Singapore.
Appadurai, A. (2002)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k of the Imagination” in TransUrbanism. NAI, Rotterdam, pp.32-47.
Rutheiser, Charles. (1996) Imagineering Atlanta: The Politics of Place in the City of Dreams. Verso, London.
Soja, Edward. (1996) Third 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 Imagined Places. Blackwell, Oxford.
Figure Captions
Fig. 1 Main Sites in Taichung City
(source: drawn by Wnag, C-y.)
Fig. 2 High Speed Rail Line
(source: drawn by Wang, C-y.)
Fig. 3 Site Model of Taichung New Civic Center Project
(source: Wen, M. 1995: 25)
Fig. 4 Model of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Building
(source: Wen, M. 1995: 20)
Fig. 5 Model of Taichung City Council Building
(source: Wen, M. 1995: 27)
Fig. 6 Model of Taichung Guggenheim Museum
(source: A+U, 2004/1)
Fig. 7 Site Plan for Taichung Civic & Cultural Center
(source: Wen, M. 2006: 13)
Fig. 8 Model of Taichung Opera House
(source: Wen, M. 2006: 11)
Fig. 9 Perspective of Taichung Opera House
(source: Wen, M. 2006: 13)
Fig. 10 View along Parkway
(source: Lo, S-w.)
Fig. 11 HSR Taichung Terminal
(source: Lo, S-w.)
[1] As quoted from the most updated source, the glass curtain-wall system may probably be changed to stone slate wainscot system, due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energy consumption. The debate is still undergoing by submitting this paper.
峽圈看台中： 新海洋文明中的港市願景
羅時瑋 /東海大學建築系教授
前言
神話故事中，阿拉丁無意間獲得一支油燈，他擦拭油燈時，竟然出現一個巨人，聲稱是被禁錮在油燈裡上千年的精靈，為了感謝阿拉丁把它從油燈裡釋放出來，它答應實現阿拉丁許下的三個願望…
台灣海峽從十三、四世紀以來即是相當繁忙的海域，當時福建泉州已是世界性通都大邑(為當時世界最大貿易港口)，從中東、印度以及日本來的船隻，都穿梭於台灣海峽，彼此互通有無或爭奪利益。 十五世紀西班牙與葡萄牙縱橫世界大洋，建立跨海殖民帝國，葡船經過台灣海峽，即驚艷於寶島台灣，而留下「福爾摩沙」美名。 十九世紀中葉時，歐洲海權帝國主義已經席捲全球，英國取得香港作為殖民地後，唯一未被歐洲勢力染指的東北亞地區備受威脅，而台灣海峽成為進入東北亞的必經航道，洋人商船跟著軍艦逐漸登陸台灣擴張其海上貿易利益，台灣也就此被納入現代世界的時間與空間，台灣海峽更成為兵家與商家必爭之處。
一直到十九世紀最後第五年，中國滿清政府海軍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慘敗，被迫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此後日本限制台灣船隻航行到大陸，也壟斷台灣大陸間的貿易活動。 戰爭結束台灣光復後不久，1949年中國內戰分裂，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台灣，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峽兩岸從此進入敵對狀態，沿海地區都成了戰備範圍。
二十世紀末期，海峽兩岸開始進入緩和局面，兩岸之間的人流物流來往增加，投資活動也日漸蓬勃。 被禁錮了一百年的台灣海峽活力精靈是否將在新的全球佈局中，因兩岸解除戰備、直接通航貿易，而重新獲得開放？ 而重新開放的台灣海峽精靈若答應可實現兩岸間許下的三個願望，兩岸間應該向它提出哪三個必然可以實現的願望？
峽圈的新生機
對台灣海島而言，環繞四周的海水是安全屏障、卻也是發展限制，但對有能力駕馭海洋的現代人而言，對跨海行動者而言，看向海洋，卻是看到機會無限。 自從中國大陸實施開放經濟以來，中國沿海地區已經成為當今全球經濟活動最蓬勃所在，中國沿海經濟影響圈包括渤海圈、上海圈、珠海圈以及台灣海峽圈，連接上日本西南方海域和連通南海到新加坡，已被日本學者稱之為「東亞的地中海」，正開啟新一波的海洋經濟文明。 中國經濟成長所帶動的沿海強勁活力，使得從北到南連綿數千公里海岸線活絡起來，台灣海峽位居此新興經濟海岸帶中央位置，它的活力精靈若被釋放開來，勢將再度恢復它原來所被賦予的三個角色。
第一是作為「海上門戶」(gateway)的角色，台灣海峽重新發揮東海鎖鑰的功能。 自大航海時代以來，它就是東亞最重要的門戶，為東北亞與東南亞之間的連結樞紐，今天作為東亞輸油通路、商船客輪進出孔道、以及軍艦巡行航道，台灣海峽的門戶利益由分佈在台灣的基隆、高雄、台中與福建沿海的福州、泉州、廈門等港灣所分享經營，這些港口的競爭與分工合作，若能以共同經營海峽門戶價值鏈為目標，這個峽圈帶在中國沿海經濟成為全球火車頭之際，可望創造出類似新加坡在麻六甲海峽的全球轉運佈局優勢。 而台灣高鐵、高速公路網與大陸海西計畫的沿海高速通路設施，正促使這門戶效益被架構在高速流通的兩岸網絡基礎上。
第二是台灣海峽兩邊「海岸介面」(interface)的角色將重新定義，雖然兩岸仍未解除敵對狀態，事實上兩邊沿海已逐漸從戰備介面轉變為非戰介面，原來的戰防對峙局面趨向緩和，貿易往來活動漸增。 近年實施的小三通已使金門與廈門之間逐漸形成「善意岸區」(coastal-friendly zone)，這個小小開始，已足以讓人重新思考原有以海防為重的海岸線介面，重新回歸和平用途的可能性。台灣西海岸的溼地、潟湖、潮間帶、漁港等，與福建沿海曲折海灣、澳口、島嶼等，在東亞太平盛世時將具有作為遊樂休閒勝地的理想條件，詹偉雄提議善加利用地理氣候優勢，將海峽地區發展成東亞的「佛羅里達」，作為海上樂園、運動選手培訓、國際會議等功能[1]，正是看到新介面所可能帶來的新機會。
第三是台灣海峽作為「海域腹地」(hinter-sea)的角色將可能獲得全新發展，福建自福州、泉州至廈門一帶，陸上腹地極為狹窄，只能在沿海的零星平原間發展；而台灣西部自台北、台中到高雄所形成的高度工業化的帶狀都會，對福建沿海當然形成極大吸引力。 台灣方面如果能夠看清自己這方面的優勢，自然就能了解台灣海峽作為兩岸之間「海上腹地」的資源潛力，這包括海域上面作為通航場域以及海域下面蘊藏的海產與礦產資源，還進而包括兩岸通航所帶動的各自腹地資源將藉著海上來往而流動暢通的貿易整合利益。 海峽上星羅布列的島嶼，就成為各種功能的中繼站或節點。 更特殊的是這裡的開放經濟與民主政治相互激盪的發展模式，以及牽動南洋華僑經濟影響力的波及效應。
以上三者角色，本即是台灣海峽固有條件，只要兩岸敵對狀態漸趨緩和，這三者角色優勢自然就浮現出來。 但是這些優勢能否被具體經營出來，仍有待兩岸進一步的政治介入與協商，尤以第三者跨海整合的難度最高，就當前現況而言，海峽兩岸不能直航，所有航運往來必須經由香港、釜山或第三地來轉口，海峽只能成為南北向通道而已，要使之成為兩岸諸港市互通往來的航線交織場域，需要高度積極的政治智慧以區域格局來思考。 但是無論如何，就以上三種新的海峽角色轉變，台中都會都是不可被弱化的環節。 台中距廈門最近，經由高鐵以及高速公路網連通台北與高雄，以此南北帶狀都會為腹地，經由廈門連結福建沿海南北區域，是峽圈經濟區的樞紐，將可能成為關鍵性活棋，適時發揮區域策略整合功能，帶動峽圈經貿榮景。
港市質變/峽圈港市(Trans-Port-City /TranStrait-Ports-Cities )
今天，區域地思考是有必要的。 以區域合作替代區域對抗，進一步達成區域整合，是全球化時代的趨勢，台海兩岸應該不自外於這種趨勢，何況此海峽圈裡還共用同一方言、共屬同一宗教文化。
台中港市的結合，必須從「港市質變」(Trans-Port-City)角度來思考，也就是港市合併必須是成就出新的整體價值出來。 換言之，台中港市整合，究竟是否找到不同於高雄港、基隆港的新定位？ 而什麼樣的定位才足以因應峽圈經濟活力的崛起？
首先，台中港市合併就是將海線條件納入盆地論述，台中盆地內外已經連通，發展能量要朝向海洋，而不能自限於大度山稜以東。 其次，大度山不是台中市與台中港的隔閡，而是連結港市的新台地(a new plateau)，在這台地上有清泉崗國際機場、中部科學園區、和南邊的工業區、烏日高鐵站，加上這一帶的東海、逢甲、靜宜、弘光、嶺東等高等學府，正好形成從海港到空港到資訊港到高鐵港的港市一體(Sea-port + Air-port + Tele-port + HSRail-port)，這正是台灣面向新海洋時代的先驅城市佈局，大度山成為新的城市速度與流動的優勢台地，促成這樣的港市人流-物流-資訊流的結構與能量質變，使港市同時超越現況，跨進未來的全球競爭力版圖中。
另一方面，台灣海峽即將從南北向通道成為東西向互通的圈域，加上台中與廈門港市因應這未來情勢而進行的體質轉變，勢將帶來峽圈城市體系的重新洗牌。 廈門是大陸最早開放的經濟區，但直到近幾年才突飛猛進地成長。 目前廈門港是大陸沿海港口貨物吞吐量排名第七位，全世界貨櫃港排名第二十九位，現已完成廈門、漳州兩市八大港區整合，預計2010年時完成海西計劃的基礎建設，並企圖超越高雄港成為世界級大港。 峽圈區域發展態勢預告著： 對岸的福州、泉州、廈門，與台灣的台北、台中、高雄，將分別因應海峽作為新門戶、新介面與新腹地的角色變化，而進行合縱連橫等競合活動。 其間的發展綜效是否能夠實現，又牽連著海峽作為區域門戶、介面與腹地功能是否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實效。 很真實地，兩岸面對的是百年來未曾有過的新遭遇，在這全球與區域變局中，峽圈諸港市如何找出各自利基來發展？
脫胎換骨的時刻即將來到，不管是港市的轉變(trans-form)或橫越(trans-verse)或逾越(trans-gress)，都是對當下自身的飛離，都是跨出自己的往外聯結，是港市自身以及與其他港市之間的再結構與再賦能(re-structure and re-capacitate)，這是區域新體系的建立，但今天的區域空間體系已不可能是靜態穩定的，而總得是處在波動變化中、不斷去中心(de-centered)與再中心(re-centered)過程中建構對自己有利的關係網。
峽圈新文明的訊息
總部設在台中港路上的寶成集團，代工全世界各品牌運動鞋，全球每五雙運動鞋中即有一雙是寶成製作； 巨大自行車更是行銷全球的品牌，其基地也在台中； 台中后里也是世界薩克斯風樂器製作重鎮； 彰化是全台花卉產業行銷中心…。 台中成為這些休閒時代產品的全球生產運籌中心，代表台中在世界新產業趨勢中紮下堅實基礎。這是充滿陽光與活力的工業都會。
媽祖信仰的行銷更將台中都會以台灣模式推向世界。 這項由福建湄州東渡來台的海神信仰，經過台灣加工，成為全球第三大宗教活動(排名在梵蒂崗天主教活動與回教麥加朝拜活動之後)。 每年大甲媽祖遶境進香活動動員近百萬信徒，步行八天七夜，沿途爆掉數十萬串鞭炮、串聯各種花車與表演活動，成為信仰通俗化的嘉年華。今年媽祖出巡前夕，更在鎮瀾宮前舉辦時裝秀，由年輕模特兒在媽祖面前展現以媽祖色彩圖案融入設計的作品，這些設計作品並進軍巴黎時裝界。
海峽的活力精靈從百年桎梏中被解放開來，釋放它的兩岸當局，可以就海峽作為新門戶、新介面與新腹地的變局來提出自己的發展願景，來迎接全球化時代的峽圈文明復興。 似乎，有一種專屬峽圈區域的「海洋文化」正在形成中，休閒的、庸俗的、隨興的、混合著精準的、踏實的、樂觀的特質，這裡氣候溫和，晴朗宜人，陽光與海水造就了這裏人們的開明、無畏與想像的氣質，兼有東北亞的勤奮上進與東南亞的包容自在，台中若試著朝向海洋思考，就會發現自己似乎正好具有這種峽圈文明的先驅傾向和機會！
(預定刊登於建築師雜誌2007/6月號)
[1] 根據2007/3/3於台中舊酒廠舉辦「台中優勢-城市論壇Part I」專題討論部分詹偉雄發言內容，主辦單位是東海大學建築系、台灣建築師公會台中市辦事處及台中市政府都發局。
羅時瑋 /東海大學建築系教授
前言
神話故事中，阿拉丁無意間獲得一支油燈，他擦拭油燈時，竟然出現一個巨人，聲稱是被禁錮在油燈裡上千年的精靈，為了感謝阿拉丁把它從油燈裡釋放出來，它答應實現阿拉丁許下的三個願望…
台灣海峽從十三、四世紀以來即是相當繁忙的海域，當時福建泉州已是世界性通都大邑(為當時世界最大貿易港口)，從中東、印度以及日本來的船隻，都穿梭於台灣海峽，彼此互通有無或爭奪利益。 十五世紀西班牙與葡萄牙縱橫世界大洋，建立跨海殖民帝國，葡船經過台灣海峽，即驚艷於寶島台灣，而留下「福爾摩沙」美名。 十九世紀中葉時，歐洲海權帝國主義已經席捲全球，英國取得香港作為殖民地後，唯一未被歐洲勢力染指的東北亞地區備受威脅，而台灣海峽成為進入東北亞的必經航道，洋人商船跟著軍艦逐漸登陸台灣擴張其海上貿易利益，台灣也就此被納入現代世界的時間與空間，台灣海峽更成為兵家與商家必爭之處。
一直到十九世紀最後第五年，中國滿清政府海軍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慘敗，被迫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此後日本限制台灣船隻航行到大陸，也壟斷台灣大陸間的貿易活動。 戰爭結束台灣光復後不久，1949年中國內戰分裂，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台灣，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峽兩岸從此進入敵對狀態，沿海地區都成了戰備範圍。
二十世紀末期，海峽兩岸開始進入緩和局面，兩岸之間的人流物流來往增加，投資活動也日漸蓬勃。 被禁錮了一百年的台灣海峽活力精靈是否將在新的全球佈局中，因兩岸解除戰備、直接通航貿易，而重新獲得開放？ 而重新開放的台灣海峽精靈若答應可實現兩岸間許下的三個願望，兩岸間應該向它提出哪三個必然可以實現的願望？
峽圈的新生機
對台灣海島而言，環繞四周的海水是安全屏障、卻也是發展限制，但對有能力駕馭海洋的現代人而言，對跨海行動者而言，看向海洋，卻是看到機會無限。 自從中國大陸實施開放經濟以來，中國沿海地區已經成為當今全球經濟活動最蓬勃所在，中國沿海經濟影響圈包括渤海圈、上海圈、珠海圈以及台灣海峽圈，連接上日本西南方海域和連通南海到新加坡，已被日本學者稱之為「東亞的地中海」，正開啟新一波的海洋經濟文明。 中國經濟成長所帶動的沿海強勁活力，使得從北到南連綿數千公里海岸線活絡起來，台灣海峽位居此新興經濟海岸帶中央位置，它的活力精靈若被釋放開來，勢將再度恢復它原來所被賦予的三個角色。
第一是作為「海上門戶」(gateway)的角色，台灣海峽重新發揮東海鎖鑰的功能。 自大航海時代以來，它就是東亞最重要的門戶，為東北亞與東南亞之間的連結樞紐，今天作為東亞輸油通路、商船客輪進出孔道、以及軍艦巡行航道，台灣海峽的門戶利益由分佈在台灣的基隆、高雄、台中與福建沿海的福州、泉州、廈門等港灣所分享經營，這些港口的競爭與分工合作，若能以共同經營海峽門戶價值鏈為目標，這個峽圈帶在中國沿海經濟成為全球火車頭之際，可望創造出類似新加坡在麻六甲海峽的全球轉運佈局優勢。 而台灣高鐵、高速公路網與大陸海西計畫的沿海高速通路設施，正促使這門戶效益被架構在高速流通的兩岸網絡基礎上。
第二是台灣海峽兩邊「海岸介面」(interface)的角色將重新定義，雖然兩岸仍未解除敵對狀態，事實上兩邊沿海已逐漸從戰備介面轉變為非戰介面，原來的戰防對峙局面趨向緩和，貿易往來活動漸增。 近年實施的小三通已使金門與廈門之間逐漸形成「善意岸區」(coastal-friendly zone)，這個小小開始，已足以讓人重新思考原有以海防為重的海岸線介面，重新回歸和平用途的可能性。台灣西海岸的溼地、潟湖、潮間帶、漁港等，與福建沿海曲折海灣、澳口、島嶼等，在東亞太平盛世時將具有作為遊樂休閒勝地的理想條件，詹偉雄提議善加利用地理氣候優勢，將海峽地區發展成東亞的「佛羅里達」，作為海上樂園、運動選手培訓、國際會議等功能[1]，正是看到新介面所可能帶來的新機會。
第三是台灣海峽作為「海域腹地」(hinter-sea)的角色將可能獲得全新發展，福建自福州、泉州至廈門一帶，陸上腹地極為狹窄，只能在沿海的零星平原間發展；而台灣西部自台北、台中到高雄所形成的高度工業化的帶狀都會，對福建沿海當然形成極大吸引力。 台灣方面如果能夠看清自己這方面的優勢，自然就能了解台灣海峽作為兩岸之間「海上腹地」的資源潛力，這包括海域上面作為通航場域以及海域下面蘊藏的海產與礦產資源，還進而包括兩岸通航所帶動的各自腹地資源將藉著海上來往而流動暢通的貿易整合利益。 海峽上星羅布列的島嶼，就成為各種功能的中繼站或節點。 更特殊的是這裡的開放經濟與民主政治相互激盪的發展模式，以及牽動南洋華僑經濟影響力的波及效應。
以上三者角色，本即是台灣海峽固有條件，只要兩岸敵對狀態漸趨緩和，這三者角色優勢自然就浮現出來。 但是這些優勢能否被具體經營出來，仍有待兩岸進一步的政治介入與協商，尤以第三者跨海整合的難度最高，就當前現況而言，海峽兩岸不能直航，所有航運往來必須經由香港、釜山或第三地來轉口，海峽只能成為南北向通道而已，要使之成為兩岸諸港市互通往來的航線交織場域，需要高度積極的政治智慧以區域格局來思考。 但是無論如何，就以上三種新的海峽角色轉變，台中都會都是不可被弱化的環節。 台中距廈門最近，經由高鐵以及高速公路網連通台北與高雄，以此南北帶狀都會為腹地，經由廈門連結福建沿海南北區域，是峽圈經濟區的樞紐，將可能成為關鍵性活棋，適時發揮區域策略整合功能，帶動峽圈經貿榮景。
港市質變/峽圈港市(Trans-Port-City /TranStrait-Ports-Cities )
今天，區域地思考是有必要的。 以區域合作替代區域對抗，進一步達成區域整合，是全球化時代的趨勢，台海兩岸應該不自外於這種趨勢，何況此海峽圈裡還共用同一方言、共屬同一宗教文化。
台中港市的結合，必須從「港市質變」(Trans-Port-City)角度來思考，也就是港市合併必須是成就出新的整體價值出來。 換言之，台中港市整合，究竟是否找到不同於高雄港、基隆港的新定位？ 而什麼樣的定位才足以因應峽圈經濟活力的崛起？
首先，台中港市合併就是將海線條件納入盆地論述，台中盆地內外已經連通，發展能量要朝向海洋，而不能自限於大度山稜以東。 其次，大度山不是台中市與台中港的隔閡，而是連結港市的新台地(a new plateau)，在這台地上有清泉崗國際機場、中部科學園區、和南邊的工業區、烏日高鐵站，加上這一帶的東海、逢甲、靜宜、弘光、嶺東等高等學府，正好形成從海港到空港到資訊港到高鐵港的港市一體(Sea-port + Air-port + Tele-port + HSRail-port)，這正是台灣面向新海洋時代的先驅城市佈局，大度山成為新的城市速度與流動的優勢台地，促成這樣的港市人流-物流-資訊流的結構與能量質變，使港市同時超越現況，跨進未來的全球競爭力版圖中。
另一方面，台灣海峽即將從南北向通道成為東西向互通的圈域，加上台中與廈門港市因應這未來情勢而進行的體質轉變，勢將帶來峽圈城市體系的重新洗牌。 廈門是大陸最早開放的經濟區，但直到近幾年才突飛猛進地成長。 目前廈門港是大陸沿海港口貨物吞吐量排名第七位，全世界貨櫃港排名第二十九位，現已完成廈門、漳州兩市八大港區整合，預計2010年時完成海西計劃的基礎建設，並企圖超越高雄港成為世界級大港。 峽圈區域發展態勢預告著： 對岸的福州、泉州、廈門，與台灣的台北、台中、高雄，將分別因應海峽作為新門戶、新介面與新腹地的角色變化，而進行合縱連橫等競合活動。 其間的發展綜效是否能夠實現，又牽連著海峽作為區域門戶、介面與腹地功能是否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實效。 很真實地，兩岸面對的是百年來未曾有過的新遭遇，在這全球與區域變局中，峽圈諸港市如何找出各自利基來發展？
脫胎換骨的時刻即將來到，不管是港市的轉變(trans-form)或橫越(trans-verse)或逾越(trans-gress)，都是對當下自身的飛離，都是跨出自己的往外聯結，是港市自身以及與其他港市之間的再結構與再賦能(re-structure and re-capacitate)，這是區域新體系的建立，但今天的區域空間體系已不可能是靜態穩定的，而總得是處在波動變化中、不斷去中心(de-centered)與再中心(re-centered)過程中建構對自己有利的關係網。
峽圈新文明的訊息
總部設在台中港路上的寶成集團，代工全世界各品牌運動鞋，全球每五雙運動鞋中即有一雙是寶成製作； 巨大自行車更是行銷全球的品牌，其基地也在台中； 台中后里也是世界薩克斯風樂器製作重鎮； 彰化是全台花卉產業行銷中心…。 台中成為這些休閒時代產品的全球生產運籌中心，代表台中在世界新產業趨勢中紮下堅實基礎。這是充滿陽光與活力的工業都會。
媽祖信仰的行銷更將台中都會以台灣模式推向世界。 這項由福建湄州東渡來台的海神信仰，經過台灣加工，成為全球第三大宗教活動(排名在梵蒂崗天主教活動與回教麥加朝拜活動之後)。 每年大甲媽祖遶境進香活動動員近百萬信徒，步行八天七夜，沿途爆掉數十萬串鞭炮、串聯各種花車與表演活動，成為信仰通俗化的嘉年華。今年媽祖出巡前夕，更在鎮瀾宮前舉辦時裝秀，由年輕模特兒在媽祖面前展現以媽祖色彩圖案融入設計的作品，這些設計作品並進軍巴黎時裝界。
海峽的活力精靈從百年桎梏中被解放開來，釋放它的兩岸當局，可以就海峽作為新門戶、新介面與新腹地的變局來提出自己的發展願景，來迎接全球化時代的峽圈文明復興。 似乎，有一種專屬峽圈區域的「海洋文化」正在形成中，休閒的、庸俗的、隨興的、混合著精準的、踏實的、樂觀的特質，這裡氣候溫和，晴朗宜人，陽光與海水造就了這裏人們的開明、無畏與想像的氣質，兼有東北亞的勤奮上進與東南亞的包容自在，台中若試著朝向海洋思考，就會發現自己似乎正好具有這種峽圈文明的先驅傾向和機會！
(預定刊登於建築師雜誌2007/6月號)
[1] 根據2007/3/3於台中舊酒廠舉辦「台中優勢-城市論壇Part I」專題討論部分詹偉雄發言內容，主辦單位是東海大學建築系、台灣建築師公會台中市辦事處及台中市政府都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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