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亞洲的想像：鹹鹹的城市空間經驗
羅時瑋/東海大學建築系教授 2009/3/16

前言：海洋亞洲的新期待
過去二十多年全球經濟經歷了劇烈變化，尤其在關於世界分工體系、生產模式以及環境危機等領域，皆發生前所未見的歷史性變動。 中國與印度崛起為後工業巨人，伴隨著鄰近的東南亞到中東等國家的繁榮，重組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分工型態。 文化創意驅動的生產模式成為今天資本主義體系的新流行，在其中傳統及獨特生活方式被重新評估為資產，而非負債。 然而，另一方面，斷續的天然災害造成環境衝擊的傷痛常集中於發展中或低度發展的地區。 因此，亞洲的動力---它的燦爛文化和它的脆弱多難，皆浮現世人眼前，亞洲本身即成為全球性議題。

亞洲價值與亞洲問題，伴隨著經濟繁榮而一併到來。 在亞洲的發展脈絡中，城市是長久以來各種議題競逐的場域。 作為全球人口最密集、種族最複雜、傳統與現代衝突最劇烈的所在，亞洲城市展示出奇特的都市經驗---為貿易、殖民、國家、全球化所貫穿的發展歷史，也揭示一些可供建構新都市論點的線索。 他們曾經歷過從零開始的快速現代化與都市化，直到最近逐漸能正視自身歷史與文化資產為未來發展不可替代的資源。 換句話說，亞洲城市雖然追求進步發展，但也學習到整合此時此地真實到前進的方向裡。

回顧亞洲歷史，對亞洲人而言，海洋並非陌生領域，文明之間的互相激盪大多跨海發生。 伊斯蘭教徒與波斯人在十三世紀前即控制通往印度與中國的貿易路線。 十五世紀初，明朝永樂帝即派遣鄭和下西洋，首開中國大規模跨洋遠航行動。 日本德川幕府時期雖實行鎖國政策，但幕府朱印船仍以壟斷地位活躍於東北亞至東南亞海域。 亞洲各民族在東亞到南亞的航海貿易行動始終頻繁，直到十六世紀後歐洲海權國家興起，其勢力侵入亞洲海域，建立數個全球性殖民帝國，並開始主導後來五百年的工業文明優勢---「現代」的巨浪，正是自海上襲來。

今日亞洲影響力正再次如旭日上升，海洋亞洲(Marine Asia)的復興似乎指日可待。 亞洲現代性就是經由西方跨海的接觸而來，雖然近世之前亞洲的海洋經驗已經相當遙遠，但與西方接觸後的海洋亞洲卻還有待深入反芻。 以下為個人近年教學所累積的一些片段淺見，只為了打開一個新話題：「如何重新想像亞洲？」，不怕見笑地以此來就教於大家。

殖民城市---面向海洋的紀念性
走出台灣，台北衡陽路與重慶南路在上世紀初興建的三層牌樓厝其實算不了什麼，看看我們的亞洲近鄰，才見識了跨洋殖民帝國的都市規模。 譬如，香港在二十世紀初興建的唐樓，是一整個街廓拔起的四、五層樓量體，在香港的洋樓建築量體(如顛地洋行、匯豐銀行等商業建築等)皆比台北大許多，甚至連廈門舊市區還保留著的百年老街屋竟然都是五層樓高度。 這顯示出當時台灣的貿易強度，還只是相當區域層級，不若香港或廈門，直接與世界貿易網連結。

但香港總督府與台北總督府比較起來，則又顯得低調許多。 而站在壯麗華貴的孟買維多利亞車站前方，更不禁對大英殖民帝國的權勢與財富驚歎不已，為什麼會這樣？ 這其間不僅顯示出當年的日不落國(英)的丰采與最後帝國(日)的實力，也突顯了英國的重商主義與日本基於民族主義的殖民發展之間的差別。

此外，為何香港主要建築群皆正面向海？ 其他例子如新加坡的司法大樓與富勒頓大樓(Fullerton Building，曾為郵政總局)、上海黃埔江外灘、孟買弧形海灣大道(Marine Drive)及臨海大道(Strand Road)、或甚至清末台北大稻埕淡水河邊的洋樓群等。 這些城市面向大海展現最具紀念性的經典立面---仿哥德式、後古典式或Art Deco風格，壯盛的市容抖擻地迎接從海上出現的船隊。 這些城市就像威尼斯一樣，城市的權貴階級是活躍在海上貿易的一群人，城市是為他們或由他們建造的，當然是從他們在海上的視角來設計。

同樣的紀念性建築也迎著漂流海上而來的移民與難民，紀念性年代(the monumental era)銜接著流變的年代(the flux era)，二次戰後大量外來人口的湧進，要求大量的居住空間，城市被迫必須速成地解決集合住宅問題。 紀念性石造立面大樓，被混凝土與玻璃盒子取代，美援或聯合國援助進入到東京、曼谷、台北、新加坡、新加坡、馬尼拉、胡志明市(前西貢)等城市，面海的城市開始往內地蔓延，海上的活動也在都市生活裡漸失昔日光采。

上世紀末以來，亞洲新完成的國際機場(香港、新加坡、曼谷、北京、浦東等)、購物中心(曼谷市中心、吉隆坡雙塔摩天樓區)、台北101、或首爾清溪川復原工程，都是近年來國際注目的焦點。但是海上奇觀也再次出現---上海浦東新天空線、香港機場市區核心計畫、新加坡「黃金靴子」填海開發計畫、孟買的第二港區發展等，它們是否將帶來新一波的「紀念性城市」風潮？

海洋的邊界：末端城市/河港城市/海灣城市/跳島城市
海洋的邊界由各種港灣城市所劃定，這些港灣城市呈現兩種主要類型： 一是末端城市，另一是河港城市。 末端城市(Tip-city)出現在半島末端，愈近末端愈是市中心商業區，孟買即是典型的末端城市，寬廣內地的各種民眾都得每日湧向狹窄的末端市中心，交通永遠是堵塞難行。 紐約的華爾街市中心也坐落在曼哈頓末端，甚至從地理空間來看，新加坡也在馬來半島末端，香港在珠三角末端，長崎也在日本國境之南的末端，廈門島也在陸境之外。 因為「海港」貿易功能，這些城市是大陸或內地的末端，因單軸向動線或須跨海以橋樑隧道連結，易造成嚴重交通擁擠。 但它們卻也正處海洋的前端，它們的興起就是藉著港口功能發展而來，而港口正是陸海的末梢或前緣。

曼谷、上海、台北等則是河港城市。 大河入海常是迂迴流入，在近海彎折處，常出現大都市，這些城市像倫敦一樣，有較好條件以輻射型態往外圍擴張，又有較深長的水岸作為碼頭船塢功能。 類比於末端城市位在「半島」(peninsula)末梢，第二類的海港城市所在的入海河流，可以看作是大海往陸地延伸而入的「半海」，海港城市位在這半海一端，城市到海之間的這段河流，不只是對難測海洋的緩衝，其實還是一條帶狀港區。 只是這種城市另有一問題，就是常出現河左岸與右岸不均衡發展的情況。

此外，東京-橫濱是特殊的海灣城市，而北京-天津像是更放大的渤海灣裡的都會區，都是得天獨厚的地理區位，具有廣大安全水域可供通航停泊功能。 對比來看，台灣卻是亞洲大陸的「跳島」城市，位在台灣海峽閩粵文化圈與南島黑潮文化圈交合之處，雖然孤懸海外，卻有左右逢源優勢，換句話說，佔有亞太戰略優勢。

通常，一國的首都在內陸，通常會有另一超大港市，成為配對的「陸海雙城」，譬如中國的北京與上海，印度的新德里與孟買，它們像是美國的華盛頓與紐約，西班牙的馬德里與巴塞隆納，或澳大利亞的坎培拉與雪梨。 這也顯示，不可輕忽海洋戰略地位的優勢，而且海、陸、空運輸成本比較約為1:5:50的比例，海運的重要性也永遠不會被時代淘汰。

首要性(Primacy)：通向世界的窗口
從十九世紀開始，擴張的資本主義經濟與現代化中心主義國家的相互影響，促成亞洲城市人口成長，並形成凌越其他周邊城市的「首要性」。譬如在二十世紀初期時，曼谷人口是第二大城清邁的12倍，1937年時仍保持為15倍，至今曼谷市人口達八百多萬人，清邁都會區也才一百萬人(清邁市才十五萬人口)。 東京都人口(一千二百多萬人)遠超過日本第二大城大阪人口(二百六十多萬人)，首爾(一千萬多一些)是韓國第二大城釜山(三百六十萬人)的兩倍半。在歐洲，倫敦市(七百八十多萬人)與英國第二大城伯明罕(一百萬人左右)，巴黎市(八百二十多萬人)與法國第二大城里昂(一百一十多萬人)，都顯出倫敦與巴黎的超級首要性。(以上數據參考Wiki百科網站)

中國倒是「首要城市」的特例，北京、上海、天津、廣州、重慶、武漢等都是超級大都會，假如以大前研一將大陸看成好幾國(而非一國)來看，那麼中國這幾個超級大城市，都是所在好幾省份的區域中心，其實都可算是首要城市，它們都具備相當於一整個地區的支配性中心強度。 同樣地，印度的新德里、孟買、加爾各答等都可等同於中國的首要城市。

首要城市出現，它們是所屬國內超級大城，遠超過其國內第二大城，自然他們成為跨國區域的中心，另一不可忽視的是都市團塊的興起，如東京-名古屋-大阪，上海-蘇州-杭州，北京-天津-渤海灣，廣州-深圳-東莞-港澳，台北-台中-高雄等，形成地理區域間的「首要區帶」。

這些首要城市或區帶，是海洋亞洲的強度節點，如東京、京津、上海、珠三角、首爾、曼谷、孟買、加爾各答、吉隆坡、雅加達、馬尼拉等亞洲都會，四、五百年間---或至少百年來，由於其海上活動樞紐角色，都成為直接面對世界與接軌世界的文明中心。 這些城市中鹹鹹的海風裡，濃郁地飄著四海一家(cosmopolitan)的開放與自由氣息，它們正是亞洲現代性經驗的大熔爐，新亞洲的活力也將會從這些城市散發出來。

結語：海洋亞洲的真實與想像
張愛玲在「傾城之戀」小說近尾聲時點出了歷經戰爭硝煙的亞洲特有蒼涼與希望：

「從淺水灣飯店過去一截子路，空中飛跨著一座橋樑，橋那邊是山，橋這邊是一堵灰磚砌成的牆壁，攔住了這邊的山。 柳原靠在牆上，流蘇也就靠在牆上，一眼看上去，那堵牆極高極高，望不見邊。 強是冷而粗糙，死的顏色。 她的臉，托在牆上，反襯著，也變了樣---紅嘴唇、水眼睛、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一張臉。 柳原看著她道：『這堵牆，不知為什麼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類的話。…有一天，我們的文明整個地毀掉了，什麼都完了---燒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許還剩下這堵牆。 流蘇，如果我們那時候在這牆跟底下遇見了…流蘇，也許你會對我有一點真心，也許我會對你有一點真心。』…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八日，炮聲響了。…在劫後的香港…流蘇擁被坐著，聽著那悲涼的風。 她確實知道淺水灣附近，灰磚砌的那一面牆，一定還屹然站在那裡。 風停了下來，像三條灰色的龍，蟠在牆頭，月光中閃著銀鱗。…」

曾經意氣風發地縱橫海上的亞洲，曾幾何時變成張愛玲筆下的海邊一堵老牆---走不下水的、浮不起來的地老天荒，這是望洋興歎的「長城」(Great Wall)呵？ 張愛玲的時代困縛在西方現代衝擊的糾結處境，看不到亞洲自己的海洋想像，現在的我們正逐漸有能力可以看穿西方曾為亞洲建立的想像，看穿了這層現代化的想像，我們或可以平心靜氣來重新思考亞洲---經濟快速成長中的亞洲、模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界限的亞洲、非正式部門當道又充滿文化活力的亞洲？ 從台灣的角度，回到海洋的視界應是很自然的發展吧！

(本文刊載於《台灣建築報導》2009/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