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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17日 星期六

為朋友耕田的人 2006/12/16 尾伯

最近帶著我的學生去宜蘭,趕著參加一項研討活動,其實也藉機去了解一下當地「新農民」的發展狀況。 我與學生在課堂上討論鄉村的空間問題,最後總歸結到鄉村產業的困局,但也逐漸意識到一些新事物正在鄉村展開。 有些都市人到鄉村發展休閒產業、編造鄉村經驗,吸引假日離開都市去消費鄉村的「回流」人口; 也有一些人到鄉村發展農業,用新觀念新方式經營耕種事業,這其中有些人很年輕,又要養家活口,必然與「無米樂」影片中無奈老農不一樣,應是鄉村的新希望,我覺得他們是鄉村的新農民。

在這些新農民中,靠著天下雜誌的報導,我知道一位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是賴青松先生。所以,見到青松是這次行程中最讓人興奮的時刻。 他是三十多歲的年輕人,大學唸的是環境工程系,但發現系上課程都不是他原先期望的對環境有益的知識,一直到選修了外系的生態學,才發現自己該走的方向。 於是他加入環保行列,學生時代參加過高雄後勁反六輕運動,畢業後到主婦聯盟工作,負責「共同購買」方案中收送農產品的工作。 他兩度赴日本研習,學習以環保健康為主旨的耕作方式,以及獲得環境法碩士學位。在2000年他移居宜蘭,親身實踐自然農法,並與朋友在2004年推出「榖東制度」,招募認同環保價值的合夥人,加入他們以無毒害方式進行稻米耕作的行列,如天下雜誌報導,青松「成為所有合夥人共同聘僱的佃農」。

青松說耕田當然很辛苦,下大雨時人家都往屋裡避,他卻常要往屋外衝,衝到田裡顧秧苗。 他說農夫最辛苦的是,災害來臨時,任何人都可搶著帶自己最寶貴的東西逃命,農夫卻無法帶他最寶貴的土地躲開去,農夫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土地被蹂躪,災難過後再回來默默收拾劫後狀況; 所以農夫只能把自己鍛鍊成不倒的人格,無論多大風雨災害,他都知道這是該來的,他都不會讓自己倒下。 但若非親身經歷,還真難體會其中椎心的痛; 有一次颱風過後,他陪著一位榖東到田裡巡視,看到自己的稻子倒下一大片,心裡一陣酸苦,雖然嘴巴仍繼續與榖東說話,心神卻恍惚到離自己而去。

而平常總還有各種麻煩事情,鳥害就是其中一件。 剛插過秧時鳥喜歡來啄食,因秧苗剛插下時,只在土下五、六公分深,鳥很容易啄起,吃根部的稻種榖粒。 鳥不像人會好好吃,每顆秧拔起就只啄吃幾顆,幾隻鳥就能弄倒好大片秧苗。 我的學生第一反映就提議用稻草人來趕啊,青松笑說小鳥經過幾代演化,早就不怕稻草人了。 他也用過沖天炮,第一天還管用,但是到了第三天他發現,即使打到鳥身邊五十公分處都嚇不走牠們。 有次終於被他發現這些鳥的弱點,它們其實飛不高,他就想到張網來捉這些鳥,他還去買網洞比較大的網,不敢用太細的網,免得網到保育類的鳥,搞不好還會被罰一筆冤枉錢。 等網都張好,他興奮地去趕鳥,沒想到鳥遠遠就飛起,以同樣角度飛起來,但因距離夠遠還是飛過了網的高度。 他幾乎快要捉狂,怎麼都搞不過這些小鳥,只好乖乖地請教老農夫,他們教他用一種毒性高的殺蟲劑,蛇若爬過這藥劑灑過地表,身軀都會腐爛,藥劑惡臭就可薰走小鳥了,但這大大違背他不用農藥的原則,他當然不同意。 他最後死了心,不再趕鳥,只要看到被鳥拔起秧苗,他就補種回去,澈底向小鳥投降後,他發現他的虧損跟他要趕鳥花下的成本其實差不多。

但他還是發現在小鳥肆虐後不管他怎麼補種,有一角水田上的秧苗總是被啄得特別慘,這裡總是一片秧苗平躺在田裡,他想了很久,終於想通了。 他了解到這一角土地,地質特別黏軟,不像一般壤土可讓稻秧根部呼吸,所以他領悟到這整個狀況,其實是鳥兒知道稻秧根部很不舒服,趕來啄起稻秧,好讓秧苗根部重新自在呼吸。 秧苗其實還是會繼續成長,只是比其他苗來得慢,從人的角度看就是損失,從秧苗與鳥的角度看,卻似乎是正確的處理。

而且他也發現,他的田旁邊一位歐吉桑的田,就沒有鳥害問題,他再仔細去觀察,才知道原來歐吉桑每天到田裡的時間跟小鳥的出沒時間相同。 小鳥就是在太陽出來後與下山前的時段出來覓食,陽光強烈時它們就躲起來; 歐吉桑也正好在鳥兒出沒時段到田裡巡看,他所到之處鳥兒自然就避開。 而青松每天早上必須送女兒上學後才能到田裡,這時鳥兒已經吃飽回家了。 這讓他體認到一個農夫其實是應該配合著天地運行秩序來勞動的。

他滔滔不絕地花了兩個多小時對著我們講他與鳥互動的這段經驗,這是他用青春生命換來的對土地的知識,他也一直強調生命與土地結合一起的深沉感受。 這是他個人事業生涯的抉擇,其中有著他個人安身立命的理由,但在這個人理由之後,卻是澎湃激昂的全球在地化的行動意志,要為土地找回倫理的價值,正就是在這一點上,他對土地所獻出的個人的愛,可能推動整個時代的大變革。

我回想起我外公的身影,他在田裡作到老,我最後一次在田裡看他拉著水牛犁田時,他已八十三歲,他邊作田還邊著唱山歌與對山應和,最後他不得不從田裡退休下來,但山歌仍繼續唱,經常參加比賽得獎,直到九十六歲去世。 我一直覺得外公是過去那個時代裡的最後一位農夫,媽媽說她年輕時,外公因赤腳下田,冬天時腳跟都凍裂,外公常要她以針線縫住乾裂的皮膚。 外公擁有一副土地鍛鍊出來的身體,有著我從未見過的厚實胸脯,他粗厚的手腳,溫煦的眼神,他的整個生命姿態顯示的是千百年來無比厚重的耕田事業份量。

就像煉油煉鋼是工業時代的重工業一樣,稻米是農業中的重農業,米是主食,有著最豐富完整的營養,因此自古以來人類願意以最大量的身體勞動來栽培嬌貴的米,它在地球上已經形成牢固的米食文明,滲透進人類生活、信仰與社會機制等許多層面當中。 同時,這又是最不能被污染的食物,因為它是整個民族綿延所仰賴的糧食,每一粒健康無毒的米,確保每一子孫的健康未來。 但是曾幾何時,一整世代的農夫必須不得不施用大量化學農藥、殺蟲劑來種稻,扭曲了整個人、作物與土地的生態鏈。

這個在我與學生面前津津有味談著耕田經的年輕人顯得那麼瘦弱,卻是劍及履及的行動者,袖子捲起來就下田耕作起來了。 他不只是為了自己性向而耕,而且是為了健康的米與土地而耕,他還耕得動比我外公還要大的田地,至少他懂得利用機器與人力調度來耕更多的田。 不只如此,他還耕耘一塊我外公永遠難以理解的田,那是一塊「非營利組織」(NPO)的田,一塊帶有價值向量的田。 青松的榖東組織所發展的是一個「社群支持的農場」(Community Supported Farm),他們結合起來其實是為環保耕田的一群興趣團體,這樣同時在發展的一個NPO架構,比起他種米賣米是同等地重要。 但這當中所堅持的土地倫理與價值要如何在社會上發揮影響? 這如何可能形成一新的社會運動,去耕動人心裡的田? 而這個運動首先要能生存下去,還必須面對殘酷的米食消費習慣的改變。

於是回到現實面,提到這事業的未來,樂觀的青松也輕鬆不起來,如此衝刺快三年,榖東數目也不過維持三百多人(戶),還真蠻無奈的。 那天當著他的面時,我也很遺憾這樣有限的支持夥伴,但當我回到家後,有一天我自己在家弄午餐,拿碗剩飯微波熱一下,當我咀嚼飯粒時,突然想計算下我在家吃飯的次數。 我已經是最常在家吃飯的大學教師了,但平常因開會、出差、應酬等吃便當或外食機會也不少,還扣掉吃麵包吃麵條的時候,平常算來我一個禮拜吃到自己煮(通常是上班族太太煮)的飯也不過五、六頓吧(也就是五、六碗飯,總計600公克的米,一台斤了),但有時辦一次研討會或其他學術活動,整個禮拜可能都不在家吃飯了。 在我的系上師生一起算來,我不是唯一也是唯二的這樣的人口了,我的大學總人口一萬五千人,像我這樣「頻繁地」在家吃自家煮的飯,大概不超過三十人吧。 以這樣比率推算全台灣像我這樣的「自煮人口」,不過四萬多人吧,這四萬人口中知道有這樣米、買得起這樣米的,就剩不到一半了。 而以這僅剩人口支撐目前的有機米市場,分給青松的大概就是三百多位榖東了(這樣推算方式或許太粗糙了)?

換句話說,今天的生活型態不一樣了,種米的人願意承擔農耕的辛苦,吃米的人是否能夠享受自己煮飯的樂趣? 不只是撥得出時間與否,而且是願意洗手作羹湯與否的問題。 我在最近家族聚會場合,見到久未謀面的小舅舅與舅媽,他們住在南部一個小鎮上,過著退休養老的日子,小舅舅說為了怕麻煩,他們好久以來都不在家開伙了,三餐都在外解決,省事又有樂趣。 連退休在家悠哉養老的夫婦,都加入外食行列,米該賣給誰呢?

看來青松只種出青松米是不夠的,他還要努力推廣在家烹煮食物的生活方式,倡導「在家生活」的價值觀,但我懷疑這是很不容易的。 二十多年前,一位日本名建築師就觀察到東京女性的生活,已經是一種都市游牧的型態了。 對她們而言,家已經解體,被肢解在都市各個角落。 她們在咖啡館與朋友閒聊、或在劇場看戲、或上卡拉OK唱歌,而非在家裡客廳活動; 她們在餐館用餐,而不是在家裡餐廳; 她們在俱樂部享受三溫暖,而非家裡浴室; 她們在健身房運動,而非家裡後院。 家的所有功能都被都市取代,只剩下睡覺功能了。

整個社會的生活型態不一樣了,消費米的方式也改變了,難為的是為朋友耕田的人,還得幫朋友煮好飯嗎? 青松是否該嚐試去做出青松飯盒,或經營青松飯堂,以讓他辛苦種的米能及時地進入更多朋友的肚腸? 這是更難的抉擇,但若念及初衷的單純宗旨,事態其實非常明白。 青松今天為朋友耕田,其實為的是更多朋友、甚至是下一代朋友的生存福祉,他帶給大家的不只是米,而是標舉一個地球人的責任。

假如有更多的人成為青松米的榖東,努力加餐飯(在家多做飯)之餘,也向土地學習健康的莊稼農事,不僅可以作為「股東」(share holder)分享耕作成果,最重要的是更可能結成一股力量,去建立更廣大的環境「關係利害人」(stake holder)同盟網絡,凝聚成更大的環保倫理的覺醒意識與行動能量。 若能如此,支持青松就等於是支持一個明天的指標。

(刊載於「小地方台灣新聞網」,2006/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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