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朋友耕田的人 2006/12/16 尾伯

最近帶著我的學生去宜蘭，趕著參加一項研討活動，其實也藉機去了解一下當地「新農民」的發展狀況。 我與學生在課堂上討論鄉村的空間問題，最後總歸結到鄉村產業的困局，但也逐漸意識到一些新事物正在鄉村展開。 有些都市人到鄉村發展休閒產業、編造鄉村經驗，吸引假日離開都市去消費鄉村的「回流」人口； 也有一些人到鄉村發展農業，用新觀念新方式經營耕種事業，這其中有些人很年輕，又要養家活口，必然與「無米樂」影片中無奈老農不一樣，應是鄉村的新希望，我覺得他們是鄉村的新農民。

在這些新農民中，靠著天下雜誌的報導，我知道一位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是賴青松先生。所以，見到青松是這次行程中最讓人興奮的時刻。 他是三十多歲的年輕人，大學唸的是環境工程系，但發現系上課程都不是他原先期望的對環境有益的知識，一直到選修了外系的生態學，才發現自己該走的方向。 於是他加入環保行列，學生時代參加過高雄後勁反六輕運動，畢業後到主婦聯盟工作，負責「共同購買」方案中收送農產品的工作。 他兩度赴日本研習，學習以環保健康為主旨的耕作方式，以及獲得環境法碩士學位。在2000年他移居宜蘭，親身實踐自然農法，並與朋友在2004年推出「榖東制度」，招募認同環保價值的合夥人，加入他們以無毒害方式進行稻米耕作的行列，如天下雜誌報導，青松「成為所有合夥人共同聘僱的佃農」。

青松說耕田當然很辛苦，下大雨時人家都往屋裡避，他卻常要往屋外衝，衝到田裡顧秧苗。 他說農夫最辛苦的是，災害來臨時，任何人都可搶著帶自己最寶貴的東西逃命，農夫卻無法帶他最寶貴的土地躲開去，農夫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土地被蹂躪，災難過後再回來默默收拾劫後狀況； 所以農夫只能把自己鍛鍊成不倒的人格，無論多大風雨災害，他都知道這是該來的，他都不會讓自己倒下。 但若非親身經歷，還真難體會其中椎心的痛； 有一次颱風過後，他陪著一位榖東到田裡巡視，看到自己的稻子倒下一大片，心裡一陣酸苦，雖然嘴巴仍繼續與榖東說話，心神卻恍惚到離自己而去。

而平常總還有各種麻煩事情，鳥害就是其中一件。 剛插過秧時鳥喜歡來啄食，因秧苗剛插下時，只在土下五、六公分深，鳥很容易啄起，吃根部的稻種榖粒。 鳥不像人會好好吃，每顆秧拔起就只啄吃幾顆，幾隻鳥就能弄倒好大片秧苗。 我的學生第一反映就提議用稻草人來趕啊，青松笑說小鳥經過幾代演化，早就不怕稻草人了。 他也用過沖天炮，第一天還管用，但是到了第三天他發現，即使打到鳥身邊五十公分處都嚇不走牠們。 有次終於被他發現這些鳥的弱點，它們其實飛不高，他就想到張網來捉這些鳥，他還去買網洞比較大的網，不敢用太細的網，免得網到保育類的鳥，搞不好還會被罰一筆冤枉錢。 等網都張好，他興奮地去趕鳥，沒想到鳥遠遠就飛起，以同樣角度飛起來，但因距離夠遠還是飛過了網的高度。 他幾乎快要捉狂，怎麼都搞不過這些小鳥，只好乖乖地請教老農夫，他們教他用一種毒性高的殺蟲劑，蛇若爬過這藥劑灑過地表，身軀都會腐爛，藥劑惡臭就可薰走小鳥了，但這大大違背他不用農藥的原則，他當然不同意。 他最後死了心，不再趕鳥，只要看到被鳥拔起秧苗，他就補種回去，澈底向小鳥投降後，他發現他的虧損跟他要趕鳥花下的成本其實差不多。

但他還是發現在小鳥肆虐後不管他怎麼補種，有一角水田上的秧苗總是被啄得特別慘，這裡總是一片秧苗平躺在田裡，他想了很久，終於想通了。 他了解到這一角土地，地質特別黏軟，不像一般壤土可讓稻秧根部呼吸，所以他領悟到這整個狀況，其實是鳥兒知道稻秧根部很不舒服，趕來啄起稻秧，好讓秧苗根部重新自在呼吸。 秧苗其實還是會繼續成長，只是比其他苗來得慢，從人的角度看就是損失，從秧苗與鳥的角度看，卻似乎是正確的處理。

而且他也發現，他的田旁邊一位歐吉桑的田，就沒有鳥害問題，他再仔細去觀察，才知道原來歐吉桑每天到田裡的時間跟小鳥的出沒時間相同。 小鳥就是在太陽出來後與下山前的時段出來覓食，陽光強烈時它們就躲起來； 歐吉桑也正好在鳥兒出沒時段到田裡巡看，他所到之處鳥兒自然就避開。 而青松每天早上必須送女兒上學後才能到田裡，這時鳥兒已經吃飽回家了。 這讓他體認到一個農夫其實是應該配合著天地運行秩序來勞動的。

他滔滔不絕地花了兩個多小時對著我們講他與鳥互動的這段經驗，這是他用青春生命換來的對土地的知識，他也一直強調生命與土地結合一起的深沉感受。 這是他個人事業生涯的抉擇，其中有著他個人安身立命的理由，但在這個人理由之後，卻是澎湃激昂的全球在地化的行動意志，要為土地找回倫理的價值，正就是在這一點上，他對土地所獻出的個人的愛，可能推動整個時代的大變革。

我回想起我外公的身影，他在田裡作到老，我最後一次在田裡看他拉著水牛犁田時，他已八十三歲，他邊作田還邊著唱山歌與對山應和，最後他不得不從田裡退休下來，但山歌仍繼續唱，經常參加比賽得獎，直到九十六歲去世。 我一直覺得外公是過去那個時代裡的最後一位農夫，媽媽說她年輕時，外公因赤腳下田，冬天時腳跟都凍裂，外公常要她以針線縫住乾裂的皮膚。 外公擁有一副土地鍛鍊出來的身體，有著我從未見過的厚實胸脯，他粗厚的手腳，溫煦的眼神，他的整個生命姿態顯示的是千百年來無比厚重的耕田事業份量。

就像煉油煉鋼是工業時代的重工業一樣，稻米是農業中的重農業，米是主食，有著最豐富完整的營養，因此自古以來人類願意以最大量的身體勞動來栽培嬌貴的米，它在地球上已經形成牢固的米食文明，滲透進人類生活、信仰與社會機制等許多層面當中。 同時，這又是最不能被污染的食物，因為它是整個民族綿延所仰賴的糧食，每一粒健康無毒的米，確保每一子孫的健康未來。 但是曾幾何時，一整世代的農夫必須不得不施用大量化學農藥、殺蟲劑來種稻，扭曲了整個人、作物與土地的生態鏈。

這個在我與學生面前津津有味談著耕田經的年輕人顯得那麼瘦弱，卻是劍及履及的行動者，袖子捲起來就下田耕作起來了。 他不只是為了自己性向而耕，而且是為了健康的米與土地而耕，他還耕得動比我外公還要大的田地，至少他懂得利用機器與人力調度來耕更多的田。 不只如此，他還耕耘一塊我外公永遠難以理解的田，那是一塊「非營利組織」(NPO)的田，一塊帶有價值向量的田。 青松的榖東組織所發展的是一個「社群支持的農場」(Community Supported Farm)，他們結合起來其實是為環保耕田的一群興趣團體，這樣同時在發展的一個NPO架構，比起他種米賣米是同等地重要。 但這當中所堅持的土地倫理與價值要如何在社會上發揮影響？ 這如何可能形成一新的社會運動，去耕動人心裡的田？ 而這個運動首先要能生存下去，還必須面對殘酷的米食消費習慣的改變。

於是回到現實面，提到這事業的未來，樂觀的青松也輕鬆不起來，如此衝刺快三年，榖東數目也不過維持三百多人(戶)，還真蠻無奈的。 那天當著他的面時，我也很遺憾這樣有限的支持夥伴，但當我回到家後，有一天我自己在家弄午餐，拿碗剩飯微波熱一下，當我咀嚼飯粒時，突然想計算下我在家吃飯的次數。 我已經是最常在家吃飯的大學教師了，但平常因開會、出差、應酬等吃便當或外食機會也不少，還扣掉吃麵包吃麵條的時候，平常算來我一個禮拜吃到自己煮(通常是上班族太太煮)的飯也不過五、六頓吧(也就是五、六碗飯，總計600公克的米，一台斤了)，但有時辦一次研討會或其他學術活動，整個禮拜可能都不在家吃飯了。 在我的系上師生一起算來，我不是唯一也是唯二的這樣的人口了，我的大學總人口一萬五千人，像我這樣「頻繁地」在家吃自家煮的飯，大概不超過三十人吧。 以這樣比率推算全台灣像我這樣的「自煮人口」，不過四萬多人吧，這四萬人口中知道有這樣米、買得起這樣米的，就剩不到一半了。 而以這僅剩人口支撐目前的有機米市場，分給青松的大概就是三百多位榖東了(這樣推算方式或許太粗糙了)？

換句話說，今天的生活型態不一樣了，種米的人願意承擔農耕的辛苦，吃米的人是否能夠享受自己煮飯的樂趣？ 不只是撥得出時間與否，而且是願意洗手作羹湯與否的問題。 我在最近家族聚會場合，見到久未謀面的小舅舅與舅媽，他們住在南部一個小鎮上，過著退休養老的日子，小舅舅說為了怕麻煩，他們好久以來都不在家開伙了，三餐都在外解決，省事又有樂趣。 連退休在家悠哉養老的夫婦，都加入外食行列，米該賣給誰呢？

看來青松只種出青松米是不夠的，他還要努力推廣在家烹煮食物的生活方式，倡導「在家生活」的價值觀，但我懷疑這是很不容易的。 二十多年前，一位日本名建築師就觀察到東京女性的生活，已經是一種都市游牧的型態了。 對她們而言，家已經解體，被肢解在都市各個角落。 她們在咖啡館與朋友閒聊、或在劇場看戲、或上卡拉OK唱歌，而非在家裡客廳活動； 她們在餐館用餐，而不是在家裡餐廳； 她們在俱樂部享受三溫暖，而非家裡浴室； 她們在健身房運動，而非家裡後院。 家的所有功能都被都市取代，只剩下睡覺功能了。

整個社會的生活型態不一樣了，消費米的方式也改變了，難為的是為朋友耕田的人，還得幫朋友煮好飯嗎？ 青松是否該嚐試去做出青松飯盒，或經營青松飯堂，以讓他辛苦種的米能及時地進入更多朋友的肚腸？ 這是更難的抉擇，但若念及初衷的單純宗旨，事態其實非常明白。 青松今天為朋友耕田，其實為的是更多朋友、甚至是下一代朋友的生存福祉，他帶給大家的不只是米，而是標舉一個地球人的責任。

假如有更多的人成為青松米的榖東，努力加餐飯(在家多做飯)之餘，也向土地學習健康的莊稼農事，不僅可以作為「股東」(share holder)分享耕作成果，最重要的是更可能結成一股力量，去建立更廣大的環境「關係利害人」(stake holder)同盟網絡，凝聚成更大的環保倫理的覺醒意識與行動能量。 若能如此，支持青松就等於是支持一個明天的指標。

(刊載於「小地方台灣新聞網」，2006/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