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軸管變體」的敘事地景: 廖偉立的南瀛天文館
A Narrative Landscape of Axes-Ducts Meta-Form: Wei-li Liao’s Tainan Observatory

透過對於反思詮釋學的長期思索，李克爾(Paul Ricoeur)明確地指出了「從自身到自身的最近道路就是透過他者」的深刻結論。…自身永遠都不可能是自我滿足的；…自身為了能夠發現自己、…必須透過盡可能多的「他者」的繞道(détour) 。(高宣揚，《當代法國思想五十年》，台北：五南，2003: 638)

「自身即是另者」從一開始即暗示一個人(或物)的自我性(selfhood)隱含有他性(otherness)到如此深刻程度，以至於不能排除掉他者去想及某一者，反倒是這某一者通過他者之中。(Ricoeur, P. Oneself as Anoth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3)

不像是結構，由一組定點(points)與位置(positions)所定義，搭配著各點之間與各位置之間的二元相對關係； 地下莖是由線(lines)構成： 結塊線與層理線作為其向度，飛離線或脫領域線作為極限向度---之後，「多」(multiplicity)即產生變異，那是本性上的改變。(Deleuze, G.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21)

2000年前後至今，廖偉立的建築事業發展是從邊緣繞道的迂迴過程，這趟「繞道」(détour)應該還具有保羅‧李克爾所界定的意義。 對他個人而言，這是一艱辛的奮鬥，在非傳統定義的建築業務、小規模案件、低設計酬勞等條件上從事與眾不同的建築實驗； 對當前台灣建築發展而言，則標示一個新的公共空間生產模式---走出城市，從不受既有框架束縛的鄉野環境中起步。 鄉野成為今天台灣建築的繞道腹地，其結果則是造就一種開放的公共性活力，似乎孕育一新的人文覺醒，有可能從鄉野再回頭影響城市。

雜木林中路---多軸性
廖偉立在2001年開始在各演講場合中提出「雜木林」美學，以這個名詞來形容他所體會到的台灣經驗中的雜多與野性。 而我覺得，雜木林是他進行建築思維的繞道場域；也就是說，他的建築是一種在雜木林中前進的策略表現。 在雜木林中不做久留之計，因它並非演化成熟的林相； 而在這樣林中總是要轉來轉去找出路，而無法直來直往、四通八達。

所以，他的建築意念總是「線」，曲曲折折，永遠維持延伸向前的「地下莖」(rhizomic)傾向，而不是停頓下來的「點」。 他的建築幾乎不會是「點」，總是「線」，總不是靜態的、停下來的、凝聚穩定而圓滿的點。 天然雜樹林不像陳定南種的樹，棵棵對齊，可讓人筆直穿過； 在雜木林中穿梭，軸向必須不斷改變，若非如此，就會動則撞樹。

「軸性」成為觀察廖偉立建築的切入概念，「保持變化不定的多向軸性」則是處在雜木林般台灣地方轉型中能夠確保「見林又見樹」的基本方略，這樣才能捕捉到林樹通透的意象，這也就是指整體與個體之間的通透關聯。 在廖偉立這段期間作品中，他傾向讓「體」總是有向量，而且是多種向量，於是廖偉立的建築就成為「多軸向的體」，也就是「管」，衍生出以「管」狀(duct form)基本形式所折曲構成的變體。

「管」的構成
「多軸」與「管形」是他這階段的形式主題。 交大景觀橋(2001)是在單一軸向拱架結構上並陳一個多軸變向的複管咖啡空間，銅鑼自行車道(2003-5)中直線車道與彎曲車道交會並相互穿插而出、再以樓梯與頂蓋形成多軸向層次，芬園中廣電塔(200)是是往上竄升的、在剖面向度上作微積分變量的單管狀結構。 王功橋是這一系列作品中的扛鼎之作，在這裡「橋」已不只為交通功能，而同時是一「場所營造」(place making)，是由不安、竄動的多向軸性所構成的單管結構。

廖偉立喜歡將他的管結構作成V字形配置，或多管收束於一端，這是架構在分岔軸性上的多管結構，讓管狀單元不安分地往外端方向延伸，宜蘭法院競圖案(1999)是這種方案的原型，後來的「觀霧森林遊客中心」(2000競圖案)、「台北客家文化園區」(2000競圖案)、「苗栗明德水庫日新島遊客中心」(2002)都延續這形式主題，最近完成的「黑面琵鷺賞鳥中心」(2003)尤其成為管式結構的經典作品(比較一下1983年完工的台北市立美術館的正交管形結構，就可體會台灣建築在過去二十年走過的距離吧)。

這些方案多從其中一管的自由端部作主要出入口，而不從連結端部進出。 也就是廖偉立的配置，真正還發揮管軸的線型延伸本質，而非形成「敞視型監控」的(panoptic)結構---將入口設在連結端形成入口大廳，以此作為「中心點」控制各管出入動線。 軸管所帶出的身體經驗是「繞道」(détour)，動線彎彎折折地綿延穿梭過各管形空間，形成線型的「去中心」體驗。 各管的轉折點不是為了監控動線，而是管的開口部，讓視線延伸到戶外景觀； 於是「管」不只引導方向、舖展空間內容(program)，還連結室內外---將管的軸性拉到無限遠的「他方」。

南瀛天文館： 軸管變成體
彎折外張的多管空間碰上有限的基地，或是為了滿足機能需求，就不得不收攏自由外張的管，黏合成「管-體」構成。 這就是南瀛天文館的基本形態，相對於廖偉立之前的作品，這建築顯得較為收斂、甚至較乖巧可愛，在山丘頂上伸出溫馨的邀請。 基本配置形式類似「台北客家文化園區」，由兩支外側實管夾一中央虛管構成，入口不設在中央或三管收束端，而是設在下方管的開放端，而且入口並不正面直衝入管結構開口，而是以陡坡引到管側方進入，左轉是正門入口，右手邊讓出一個寬裕的觀景亭台，頂蓋掀起由幾根斜柱撐出一個遠眺的姿態。

進入館後則是依著地形，經過三條管形空間，發展出「之」字形很長的動線。 先進入到低矮的多媒體展示廳(第一管： 一端為入口，另一端為螢幕)，再順著階梯或坡道抵達高挑明亮的主廳(第二管)，光線從「管端」兩樓高大窗戶與前後兩管落差的高窗灑下來，從這主廳可以進入到同樓層辦公會議區(第三管)，管端設一吧台，透過大片落地窗，可眺望原野與遠山。 或反向沿著此區可到達另一端的圓頂觀察室下方，像是一個圓型涼亭，出去則是山頂休憩區，也成為附近居民日常登山路徑的終點。 由主廳樓梯上樓直走，穿過電梯門廳，可到達離入口最遠處的三管收束端，也就是天文望遠鏡所在的圓頂觀察室； 上樓梯反向另一端則是服務區與執勤休息室； 或從電梯廳垂直貫穿管空間，可走出到戶外的屋頂平台。

整條動線的「啟-承-轉-合」與「引-伏-套-分」，在緊湊組合之中又拉出綿延軸性，往外看(看天、看山、看平原、看聚落…)與往內看(看多媒體、看展示、看人走動
、看望遠鏡看天體)之間，或遊走或停留，或個人或團體，都發揮線性串聯的聚合與發散功能，也營造了各轉折處的空間趣味，最重要的是這裡暗示出找回人與自然之間的時間性敘事想像的努力。

「管」的批判性向度
「管」形式的節理(articulation)拉出「進」的空間序列，一個管空間以軸向來引出行進動線，從一管轉折到另一管，則引到下一「進」，只是廖偉立的「管-進」空間不像傳統合院或街屋內部每一進循著筆直單軸發展(以內向合院、天井元素以及尊卑排序內容來串聯出人文秩序)，他以V字分岔形式的多次重複，將室內物件與戶外地景編織成人在行進中的序列經驗，而這經驗序列中的開放性與不可預期性也蘊含對既有秩序的批判。 這透露出「管」的本質性角色： 總是為了「通過、繞行」而存在，它不是自身的目的； 「管」總是指向他者，因此而獲得它自己的自由。

廖偉立的天文館似乎也顯示走出軸與管的風格主義(mannerism)實驗的意圖，但是同時又顛覆了自己的形式主張。 兩層挑高的主廳成為溫暖的「中心」，但也停滯了管空間的游移性格； 另一端點的圓頂觀測室是從地球觀看宇宙他者的窗戶，卻又作為整個管軸體的視覺「收頭」。 這兩者讓這作品顯得「可愛」，但正好是這些可愛的「點」(虛與實的兩「定」點！)，讓「管」的軸向延伸本質破功。

黑面琵鷺賞鳥中心看起來不可愛，在其中身體移動與視覺上無所著落，但批判力強； 這天文館很可愛，中心重現，端點又有收頭，但是批判力道上就弱了。 在這裡，弗蘭頓(K. Frampton)的「批判的地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就顯出參考價值，那股撩撥地方的批判勁道，是否仍該來自那不被馴服、不在乎可愛的雜木林野性？ 但另一方面，建築難道不該可愛嗎？ 它不該負擔怡人的公共空間角色嗎？…看來批判的地域主義功課還有蠻多要學的呢？！

擬仿與建構的在地繞道？
廖偉立建築師總是保持著前衝的勁力，不願被固定於特定風格框架中，但基本的形式策略卻可逐漸被解讀出來。 我認為，無論是就建築師本人個性、或是面對台灣當前多變而不確定的諸多態勢，採用軸向性策略有其恰當之處，針對建築師之前提出的雜木林觀點，這個形式策略兼有擬仿與建構的意圖； 擬仿是指對此時此地質野未文狀態的模擬與批判，建構則是指從渾沌中理出非線性秩序的線索。

假如說廖偉立的建築似有潛力回應弗蘭頓的批判地域主義，應該在於他的管軸策略所形成的一種「在地實踐的繞道」(practicing locally as détour )，無論在實質管空間中的自由開放度，或在意念上對「無所住」境界的嚮往。 但是，擬仿與建構的實踐很容易停在讓人感覺安全的地步，而減損了批判的張力。 畢竟，繞道是策略性的一時權宜之計？ 或者它是前衛的必要操練？ 或者，在地的繞道會自己找到出路，建築師要很警覺又能放鬆地跟著感覺走？

(刊載於”台灣建築” 2007/2月號, 頁4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