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前進！
過年前感受到台灣未來被邊緣化的危機，但又覺得這其中也同時有著前所未有的機會，因此在焦慮中又有美哉台灣的憧憬。 但是回到自己的位置，也疑問著：假如把台灣當作錨定在最具戰略利益的航空母艦，這又與建築有何關連？
加入亞洲繁榮發展的行列，台灣自然是具有難以被取代的地理的與文化上的區域優勢(雖然也沒很多啦)，而且因為稍微多一些民主開放的社會環境條件，在所謂的創意產業或產業創意上也多上那麼一點點競爭力，因此在促成經濟發展更有品味更趨成熟的方向上，我並不太擔心台灣建築的未來。
我比較擔心的是台灣過去15-20年間稍稍帶有批判性的建築實踐的持續力，這點難得的火苗若也加入亞洲大中華區域鋪天蓋地的資本主義狂潮，而因此也燒得大熾大旺，而不再保持那冷靜的探索的光亮，就會讓人非常感到遺憾了。 我一直認為，位置決定態度，我指的這段期間裡，台灣有一批建築師走到「地方」的位置，以我所謂的「在地實踐」(practice locally) 方式進行他們的建築事業，因此而建構出一種與其說是地域性不如說是地方性的建築，這在想像與詮釋台灣鄉鎮公共空間上做出幾乎可視為一種歷史性的貢獻。
挟著這股歷史性在地實踐的銳氣，我們也看到前進到大陸後方的台灣建築師，如謝英俊的自力造屋、以及四川震後加入重建的城鄉所與徐岩奇，現在徐岩奇也在四川建立工作據點了。 比起早先進駐大陸沿海的建築先進們，這幾位前進大陸後方的建築師，雖然影響力還小，其實延續了自溫世仁的希望小學之後的民間部門NGO的長期對弱勢地區的關懷。 最近，學校也加入這前進大陸後方的行列，如東海關華山與台大夏鑄九在川滇邊界瀘沽湖進行國際教學合作，關老師在年前也帶學生剛參加滇南的無止橋(為偏遠地區搭橋)行動。
回想當年國民黨以資本主義發展現代中國的都市地區，共產黨在農村地區發起農民無產階級專政運動，最後導致內戰使國民黨失去大陸江山。 放在歷史的脈絡來看，今天中共實施比資本主義還要資本主義的發展政策，台灣的中華民國民間力量卻發動幫忙照顧大陸後方的無產階級，雖沒有直接的政治牽連，這難道不是一種充滿特定的歷史性意義的行動？
但是這股參與大陸後方的台灣建築行動的批判性該立足哪裡呢？ 我的意思是說，台灣建築師到大陸後方做出來的，比起董豫贛、陳曉東或劉家琨，有何差異？ 或甚至是否更有深度？ 這樣的行動成果又能跟世界分享到何種程度？ 我覺得這涉及兩層面的自我突破, 一是關於世界觀的健全與否, 另一則是持續深耕自我的必要.
台灣地理優勢所能牽動的完整的世界，與台灣人實際上所認知的世界是不完全相符的。 當台灣人以自己絕佳的世界性立足點要對外做出世界性行動時，立刻就會發現：台灣人的世界觀是不平衡的，尤其最缺一味---亞洲南方。 我們的國境之南是面對著菲律賓、中國東南沿海、越南、寮國、柬埔寨、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甚至更遠的印度、中東等，都是我們普遍感覺陌生的區域。 假如不透過英文與日文，我們根本無法了解這些區域。 就空間文化而言，我們知道的世界愈局限，建築行動的力量是否也愈單薄？
姑且先不談這是蘊藏最豐富建築歷史遺產的區域，光是放眼21世紀的新地圖，亞洲的價值但見只漲不跌。 我的亞洲思考一直是基於這樣的假設：台灣勢必是得西進大陸的，但台灣的西進大陸絕不應是只有台灣的西進，而必須是以世界性的台灣來西進，而且應是完整開放的世界性，這樣才能形成對誰都有利的趨勢。 在新的時局裡，台灣不必也無法像日本「脫亞入歐」，而是相反：亞洲---尤其是南方亞洲---必須是首要地該放進我們的世界性的參考框架內，以補全我們的世界觀。 其實講白點，全世界(應說是歐美)正努力了解亞洲中，台灣人立足於最佳位置，卻似乎無動於衷。
東海、成大、中原等建築系以及台大城鄉所，在教學與研究上都已啟動亞洲連結，看來學校的角色可以扮很大，而且在了解亞洲非發展導向的永續環境的前現代智慧層面，跨國學校間藉交流合作可以很快累積出相當的知識成果。 也許應該試著想像，假如各方條件---學校、建築師、NGO團體、全球或地方等---都到位而可以火力全開時，台灣建築表現可以成就到何種光景？
在另一層面上, 台灣建築的批判性實踐還只是起步而已, 而且這樣的實踐應更超越"位置"因素, 回到都會或商業或都市生活領域, 與原先較成熟的在中央位置發展的先進們攜手合作或互相影響, 或在更廣泛的公共領域持續深耕. 台灣的民主開放的社會特質, 必須藉建築專業來建構出更全面的公共空間品質. 這是台灣建築師的無可推諉的歷史使命吧! ("實構築"所求也不過如此啊!)
在這個層面上, 學校也可很積極的以平衡態度來扮演中介角色, 左派右派都該融合朝前看. 而且今天，吳光庭已當上北美館館長、李鴻源將接政委兼公共工程會主委、張基義要接台東副縣長、林欽榮也將接台南直轄市副市長，這是九二一之後最佳態勢(幾乎是空前大好！)，站在歷史性時刻，台灣建築若不火力全開又還等甚麼？
過年前感受到台灣未來被邊緣化的危機，但又覺得這其中也同時有著前所未有的機會，因此在焦慮中又有美哉台灣的憧憬。 但是回到自己的位置，也疑問著：假如把台灣當作錨定在最具戰略利益的航空母艦，這又與建築有何關連？
加入亞洲繁榮發展的行列，台灣自然是具有難以被取代的地理的與文化上的區域優勢(雖然也沒很多啦)，而且因為稍微多一些民主開放的社會環境條件，在所謂的創意產業或產業創意上也多上那麼一點點競爭力，因此在促成經濟發展更有品味更趨成熟的方向上，我並不太擔心台灣建築的未來。
我比較擔心的是台灣過去15-20年間稍稍帶有批判性的建築實踐的持續力，這點難得的火苗若也加入亞洲大中華區域鋪天蓋地的資本主義狂潮，而因此也燒得大熾大旺，而不再保持那冷靜的探索的光亮，就會讓人非常感到遺憾了。 我一直認為，位置決定態度，我指的這段期間裡，台灣有一批建築師走到「地方」的位置，以我所謂的「在地實踐」(practice locally) 方式進行他們的建築事業，因此而建構出一種與其說是地域性不如說是地方性的建築，這在想像與詮釋台灣鄉鎮公共空間上做出幾乎可視為一種歷史性的貢獻。
挟著這股歷史性在地實踐的銳氣，我們也看到前進到大陸後方的台灣建築師，如謝英俊的自力造屋、以及四川震後加入重建的城鄉所與徐岩奇，現在徐岩奇也在四川建立工作據點了。 比起早先進駐大陸沿海的建築先進們，這幾位前進大陸後方的建築師，雖然影響力還小，其實延續了自溫世仁的希望小學之後的民間部門NGO的長期對弱勢地區的關懷。 最近，學校也加入這前進大陸後方的行列，如東海關華山與台大夏鑄九在川滇邊界瀘沽湖進行國際教學合作，關老師在年前也帶學生剛參加滇南的無止橋(為偏遠地區搭橋)行動。
回想當年國民黨以資本主義發展現代中國的都市地區，共產黨在農村地區發起農民無產階級專政運動，最後導致內戰使國民黨失去大陸江山。 放在歷史的脈絡來看，今天中共實施比資本主義還要資本主義的發展政策，台灣的中華民國民間力量卻發動幫忙照顧大陸後方的無產階級，雖沒有直接的政治牽連，這難道不是一種充滿特定的歷史性意義的行動？
但是這股參與大陸後方的台灣建築行動的批判性該立足哪裡呢？ 我的意思是說，台灣建築師到大陸後方做出來的，比起董豫贛、陳曉東或劉家琨，有何差異？ 或甚至是否更有深度？ 這樣的行動成果又能跟世界分享到何種程度？ 我覺得這涉及兩層面的自我突破, 一是關於世界觀的健全與否, 另一則是持續深耕自我的必要.
台灣地理優勢所能牽動的完整的世界，與台灣人實際上所認知的世界是不完全相符的。 當台灣人以自己絕佳的世界性立足點要對外做出世界性行動時，立刻就會發現：台灣人的世界觀是不平衡的，尤其最缺一味---亞洲南方。 我們的國境之南是面對著菲律賓、中國東南沿海、越南、寮國、柬埔寨、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甚至更遠的印度、中東等，都是我們普遍感覺陌生的區域。 假如不透過英文與日文，我們根本無法了解這些區域。 就空間文化而言，我們知道的世界愈局限，建築行動的力量是否也愈單薄？
姑且先不談這是蘊藏最豐富建築歷史遺產的區域，光是放眼21世紀的新地圖，亞洲的價值但見只漲不跌。 我的亞洲思考一直是基於這樣的假設：台灣勢必是得西進大陸的，但台灣的西進大陸絕不應是只有台灣的西進，而必須是以世界性的台灣來西進，而且應是完整開放的世界性，這樣才能形成對誰都有利的趨勢。 在新的時局裡，台灣不必也無法像日本「脫亞入歐」，而是相反：亞洲---尤其是南方亞洲---必須是首要地該放進我們的世界性的參考框架內，以補全我們的世界觀。 其實講白點，全世界(應說是歐美)正努力了解亞洲中，台灣人立足於最佳位置，卻似乎無動於衷。
東海、成大、中原等建築系以及台大城鄉所，在教學與研究上都已啟動亞洲連結，看來學校的角色可以扮很大，而且在了解亞洲非發展導向的永續環境的前現代智慧層面，跨國學校間藉交流合作可以很快累積出相當的知識成果。 也許應該試著想像，假如各方條件---學校、建築師、NGO團體、全球或地方等---都到位而可以火力全開時，台灣建築表現可以成就到何種光景？
在另一層面上, 台灣建築的批判性實踐還只是起步而已, 而且這樣的實踐應更超越"位置"因素, 回到都會或商業或都市生活領域, 與原先較成熟的在中央位置發展的先進們攜手合作或互相影響, 或在更廣泛的公共領域持續深耕. 台灣的民主開放的社會特質, 必須藉建築專業來建構出更全面的公共空間品質. 這是台灣建築師的無可推諉的歷史使命吧! ("實構築"所求也不過如此啊!)
在這個層面上, 學校也可很積極的以平衡態度來扮演中介角色, 左派右派都該融合朝前看. 而且今天，吳光庭已當上北美館館長、李鴻源將接政委兼公共工程會主委、張基義要接台東副縣長、林欽榮也將接台南直轄市副市長，這是九二一之後最佳態勢(幾乎是空前大好！)，站在歷史性時刻，台灣建築若不火力全開又還等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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