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述先於批評2008年我的系上老師們建議一起來開一門「建築批評」課，我一向不喜歡「批評」這字眼，我的個性偏向包容多於挑剔，喜歡夢想多過於批評，我覺得批評家是站在「外頭」說三道四的人，我喜歡自己是在「裡面豁」的人。 我之前已經開了多年的「論述建築」課(我喜歡把「論述」當動詞)，也常寫些討論建築作品的文章(我不太覺得我是在寫評論---何德何能啊)，我勉強加入講授這門課，但在第一堂課上，我就提出我的基本觀點：「論述先於批評」。
我認為世界上沒有絕對客觀的知識，我們認知事物的認識論假設(我們知識的前提)常應被檢討，而且沒有所謂客觀的專業技能素養這回事，對我而言，專業的學習與判斷，與每一個體的生命情調有關，每個人因此而有各自不同的格局與見解。 我希望必須從本體論出發，再以此轉向新的認識論建構，甚至我認為我們該有自覺地建構一個相對較為「親亞洲」的知識體系。
一、論述的立場就論述而言，我認為自己選擇的立場較是「不離不染，亦離亦染」，離是Detachment，染是Engagement，要看出名堂，當然就得保持距離，維持中立，要detachment, 要離而不染。 但事情總是得engage到裡面去才見得真章, 要染而不離。
我最近想事情還蠻受Gregory Bateson的影響，我也看Bradford Keeney的《變的美學》，他們提到心理分析領域正提倡「以症狀為師」、而非「消滅症狀」的醫療態度。 他們認為心理醫師不應置身病人外頭，而認為自己是「客觀」的治療者，針對症狀開處方，認為治療者的任務就是想辦法讓症狀消除。 Bateson與Keeney認為治療者要想辦法進入到病患的內心世界，了解他們認知世界的前提結構，他們應該要empathize病患，他們與病人是處在「共舞」狀態。
我在這裡做這樣比擬蠻不倫不類的，建築師才不是心理病患，他們是創作者。 但對病患都需要engage的態度，對偉大的創作者就理應需要更多的了解了。 Bateson認為學習不是學會一項技巧、好像可以把它放進背包一樣，而是整個人的改變，他以東方傳統中拜師學藝(如學射箭)為例，學習是一個人根本地改變，要學到這地步，師傅才放徒弟下山。 我覺得自己寫一篇討論建築作品的文章，若自己還是原來自己，沒有多些成長，這種討論是沒有用的，一定是我從中學習到足以啟發我自己的心得，這種心得才有溝通的能量。
王國維的這句話「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很能形容詩人能超出物外看到真實、但又仍被拘限在物內的無奈，但同時也表明詩人無論如何超逸、仍engage到人間裡面。 我覺得設計者與論述者都是同屬於創造性活動，都有離有染，都在離中仍染，染中仍離。 王國維說「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故能以奴僕命風月； 又必有重視外物之意，故能與花鳥共憂樂」，都是形容創作者(詩人)的態度。 我覺得，這用來描述論述者與他論述對象的關係也很貼切。
二、建構性的論述所謂發展出論述，意指去追索一作品的意義。 依我自己的經驗，我愈來愈不相信作品的意義是被埋藏在哪裡某處、等著我去把它找出來，我愈來愈覺得在相當程度上意義是被建構出來的。 我愈有機會聽到設計者談他創作的動機與理念，愈是能夠與他共同建構出作品的意義。 寫作是一思想的過程，「我寫故我思」，其實是一辛苦的工作，非得在現場感受、回來再反覆研究不可。 其實，這樣與創作者及他的作品「共舞」，為的是摸索出在作品中因為我的思想勞動而逐漸清晰起來的結構關係，以Gregory Bateson的話來說，就是去整理出那個pattern which connects。
所以，論述是建構取向的，它是探索的、遊戲的、與創作者的共舞，它超越了鐵口直斷，不像鑑賞家那樣判定真偽好壞，建築作品的設計完成到發表、被討論、討論文字被出版的論述生產過程，應是一開放社會中集體心智成長所須要的一種公共領域，有時候在這領域裡要的是觀點、勝過於真理。
因為是建構的 所以一定是在一個框架下的建構，不會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永恆真理，論述的框架應是非給定的、非命定的，我們觀照事物的座標不必然是x,y,z軸以90度正交，而大多情況是歪歪斜斜的座標，世界的秩序本就不是隨時都剛好可放到純粹無瑕的絕對神聖座標上被檢視，思考真實事物永遠必須找到更大更包容的座標系或甚至可變動的座標系，必須依被觀照物而隨時有所取捨修正。
這樣一來，論述與被論述對象之間是互動的，論述者永遠都應保持是一「通道」(circuit或迴路)，而不是「終端」(terminal)。 他總是促成流通與溝通，引發不同的新觀點與新討論, 而非使流動停止。
三、親亞洲的論述取向我覺得批評之前先該有論述的理由有二，一是如前面所說的，論述需要被框定，形成批評的前提，讓批評也可以被批評，因為可以把批評的前提拿來檢驗。 另一個理由其實是針對我們自己常有的一項毛病，因為我們很多是受歐美教育的，甚至我們的建築教育都是沿襲歐美體制與內容而來，歐美也確實有甚多長處值得我們學習。 但不可諱言地，我們多少是受洗腦的，然後眼睛也被洗了。 我們太直接的批評，太容易是從「某個」標準而來的反射動作，一個建築作品中沒有些熟悉的大師手法，很容易被覺得「怪怪的」。
所以，不只是耳聞不如眼見，光是眼見還不夠，還要腦子再重新思考，去嘗試掌握住作品所在的真實脈絡。 以歐美為唯一的參考標準來看台灣，一定是覺得台灣處處缺陷，就像是以台灣的都市建設標準去看孟買，也只會看到落後失序。 假如我們同意這是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就得承認必然有眾聲發音的各種調性、各種結構，每一者都有它存在的理由。
亞洲經過或長或短的被殖民經驗，從帝國主義視角來看，亞洲各地區的差異性都成為「被啟蒙」的藉口。 但若是將這這道「啟蒙」強光拿掉，亞洲地區的文化經驗值所代表的能量就已發出璀璨的光亮，論述先於批評的時代任務，就是不要讓這多彩的光亮一直被外來的「啟蒙的強光」所掩蓋。
〈延伸閱讀〉
Bateson, Gregory. Mind and Nature: A Necessary Unity. London: Bantam Books,
1979. 章明儀譯，《心智與自然》，台北：商周，2003。(中譯已絕版)
Keeney, Bradford. Aesthetics of Change. 《變的美學：一個顛覆傳統的治療視野》，
台北：心靈工坊，2007。
我認為世界上沒有絕對客觀的知識，我們認知事物的認識論假設(我們知識的前提)常應被檢討，而且沒有所謂客觀的專業技能素養這回事，對我而言，專業的學習與判斷，與每一個體的生命情調有關，每個人因此而有各自不同的格局與見解。 我希望必須從本體論出發，再以此轉向新的認識論建構，甚至我認為我們該有自覺地建構一個相對較為「親亞洲」的知識體系。
一、論述的立場就論述而言，我認為自己選擇的立場較是「不離不染，亦離亦染」，離是Detachment，染是Engagement，要看出名堂，當然就得保持距離，維持中立，要detachment, 要離而不染。 但事情總是得engage到裡面去才見得真章, 要染而不離。
我最近想事情還蠻受Gregory Bateson的影響，我也看Bradford Keeney的《變的美學》，他們提到心理分析領域正提倡「以症狀為師」、而非「消滅症狀」的醫療態度。 他們認為心理醫師不應置身病人外頭，而認為自己是「客觀」的治療者，針對症狀開處方，認為治療者的任務就是想辦法讓症狀消除。 Bateson與Keeney認為治療者要想辦法進入到病患的內心世界，了解他們認知世界的前提結構，他們應該要empathize病患，他們與病人是處在「共舞」狀態。
我在這裡做這樣比擬蠻不倫不類的，建築師才不是心理病患，他們是創作者。 但對病患都需要engage的態度，對偉大的創作者就理應需要更多的了解了。 Bateson認為學習不是學會一項技巧、好像可以把它放進背包一樣，而是整個人的改變，他以東方傳統中拜師學藝(如學射箭)為例，學習是一個人根本地改變，要學到這地步，師傅才放徒弟下山。 我覺得自己寫一篇討論建築作品的文章，若自己還是原來自己，沒有多些成長，這種討論是沒有用的，一定是我從中學習到足以啟發我自己的心得，這種心得才有溝通的能量。
王國維的這句話「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很能形容詩人能超出物外看到真實、但又仍被拘限在物內的無奈，但同時也表明詩人無論如何超逸、仍engage到人間裡面。 我覺得設計者與論述者都是同屬於創造性活動，都有離有染，都在離中仍染，染中仍離。 王國維說「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故能以奴僕命風月； 又必有重視外物之意，故能與花鳥共憂樂」，都是形容創作者(詩人)的態度。 我覺得，這用來描述論述者與他論述對象的關係也很貼切。
二、建構性的論述所謂發展出論述，意指去追索一作品的意義。 依我自己的經驗，我愈來愈不相信作品的意義是被埋藏在哪裡某處、等著我去把它找出來，我愈來愈覺得在相當程度上意義是被建構出來的。 我愈有機會聽到設計者談他創作的動機與理念，愈是能夠與他共同建構出作品的意義。 寫作是一思想的過程，「我寫故我思」，其實是一辛苦的工作，非得在現場感受、回來再反覆研究不可。 其實，這樣與創作者及他的作品「共舞」，為的是摸索出在作品中因為我的思想勞動而逐漸清晰起來的結構關係，以Gregory Bateson的話來說，就是去整理出那個pattern which connects。
所以，論述是建構取向的，它是探索的、遊戲的、與創作者的共舞，它超越了鐵口直斷，不像鑑賞家那樣判定真偽好壞，建築作品的設計完成到發表、被討論、討論文字被出版的論述生產過程，應是一開放社會中集體心智成長所須要的一種公共領域，有時候在這領域裡要的是觀點、勝過於真理。
因為是建構的 所以一定是在一個框架下的建構，不會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永恆真理，論述的框架應是非給定的、非命定的，我們觀照事物的座標不必然是x,y,z軸以90度正交，而大多情況是歪歪斜斜的座標，世界的秩序本就不是隨時都剛好可放到純粹無瑕的絕對神聖座標上被檢視，思考真實事物永遠必須找到更大更包容的座標系或甚至可變動的座標系，必須依被觀照物而隨時有所取捨修正。
這樣一來，論述與被論述對象之間是互動的，論述者永遠都應保持是一「通道」(circuit或迴路)，而不是「終端」(terminal)。 他總是促成流通與溝通，引發不同的新觀點與新討論, 而非使流動停止。
三、親亞洲的論述取向我覺得批評之前先該有論述的理由有二，一是如前面所說的，論述需要被框定，形成批評的前提，讓批評也可以被批評，因為可以把批評的前提拿來檢驗。 另一個理由其實是針對我們自己常有的一項毛病，因為我們很多是受歐美教育的，甚至我們的建築教育都是沿襲歐美體制與內容而來，歐美也確實有甚多長處值得我們學習。 但不可諱言地，我們多少是受洗腦的，然後眼睛也被洗了。 我們太直接的批評，太容易是從「某個」標準而來的反射動作，一個建築作品中沒有些熟悉的大師手法，很容易被覺得「怪怪的」。
所以，不只是耳聞不如眼見，光是眼見還不夠，還要腦子再重新思考，去嘗試掌握住作品所在的真實脈絡。 以歐美為唯一的參考標準來看台灣，一定是覺得台灣處處缺陷，就像是以台灣的都市建設標準去看孟買，也只會看到落後失序。 假如我們同意這是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就得承認必然有眾聲發音的各種調性、各種結構，每一者都有它存在的理由。
亞洲經過或長或短的被殖民經驗，從帝國主義視角來看，亞洲各地區的差異性都成為「被啟蒙」的藉口。 但若是將這這道「啟蒙」強光拿掉，亞洲地區的文化經驗值所代表的能量就已發出璀璨的光亮，論述先於批評的時代任務，就是不要讓這多彩的光亮一直被外來的「啟蒙的強光」所掩蓋。
〈延伸閱讀〉
Bateson, Gregory. Mind and Nature: A Necessary Unity. London: Bantam Books,
1979. 章明儀譯，《心智與自然》，台北：商周，2003。(中譯已絕版)
Keeney, Bradford. Aesthetics of Change. 《變的美學：一個顛覆傳統的治療視野》，
台北：心靈工坊，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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