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起日本與東京

思想起日本與東京
孫歌認為竹內好以深挖近代世界的文學結構來進行自我批判，對她而言竹內好的問題意識是：「日本在亞洲認識中不能充分建立主體性，因日本一直不能把亞洲問題轉化為自我認識的契機」(孫歌，2003：60)

竹內好反省明治維新的成功恰恰意味著近代日本墮落的開始，因為在日本不斷加速的近代化過程中，形成的不過是奴隸變成奴隸主的結構而已。(Ibid, 175) …個體不是以掠奪其他個體來支撐自己，而是通過否定自己而在自己內部催生出包攝其他個體的立場。 不是通過掠奪，而是必須通過給予來描繪世界。(Ibid, 170)
「所謂近代，是歐洲在從封建的存在中解放自己的過程中，把從那封建存在中區別出來的自己作為自己，在歷史裡注視著它的自我認識，因此在根本上，既可以說使歐洲得以成立的就是在這樣的歷史之中，又可以說使歷史本身得以成立的就是因為有了這樣的歐洲。 歷史並不是空虛的時間形式。 如果沒有使自己成為自己，為此而與困難相拼搏的無限個瞬間，那麼自我會喪失，歷史也會喪失吧。」(竹內好，中國的近代與日本的近代，孫歌，176)

相對地，魯迅中國的抵抗、掙扎，顯得珍貴且必要。---因為東方在近代化過程中處於後發的位置(Ibid, 184)… 掙扎是主體在他者中的自我選擇。 掙扎的過程是進入又揚棄它者的過程，同時也是進入和揚棄自身的過程。 就竹內好而言，這兩者必須是同時進行的。(Ibid, 183) 竹內好尋找著文化主體在開放的現代世界格局中建設自身的健康途徑(Ibid, 191)---而日本民族主義在未能獲得健康的社會能量時就已經變質和墮落了(193)

日本現代化過程中，「國民」意識與「公民」意識的糾結，在日本思想界也是不乏討論的，日本文學作品中更多委婉的描寫。 這也是日本以自己特有的曖昧隱晦緩慢地進展？ 譬如芥川龍之介的「羅生門」---複雜、異質與延後顯出的真實，以及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以東京城市構成的二元論撕扯下的心靈重建。

羅生門的三角色：丈夫、妻子、惡徒的結構是熟悉的封建結構，平民(夫、妻)與武士的不平等關係，平民丈夫在武士暴力下是保護不了自己妻子的，在1920-30年代其實更代表新的政府、人民、入侵者的結構關係，這個入侵者就是現代，是帝國主義、科技發達、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就像妻子在被武士強暴時居然露出滿足神情，被保護的人民在帝國主義肆虐中似乎也有陶醉樣子，這樣的結構也轉移到日本對其他民族侵略的潛意識想像中，使他們以為被殖民者應對殖民帝國懷抱感激之情，這跟殖民主義始終以「文明開化」來掩飾自己暴行是一致的邏輯結構。 這篇小說拿到戰後來看又更具意味，暴力者變成美國，人民的滿足感更露骨了。 竹內好所言「在日本不斷加速的近代化過程中，形成的不過是奴隸變成奴隸主的結構而已。」(Ibid, 175)，這個結構其實正是羅生門的複雜結構，三方面有不同的敘事立場與鋪演出的故事內容，但其實結構性關係一直是不變的。 但即使如此，我覺得芥川龍之介這篇小說仍流露出撼人的力量，因為他呈現出真實是多面向的，他以悲憫的心情道出在這結構中各方角色所認知到的真實。

村上春樹的「挪威森林」中，一開始就作者就回憶與「直子」的森林散步，森林中有一口深不可知的井，為何提到森林？ 因為日本文化裡有強烈的森林崇拜情結，森林是日本人心靈原型吧。 小說一開始的這部分，就暗示在現代日本心靈中有一個破洞，深不見底的深淵，剛好對照竹內好的戰後反省似的。

東京遊山之手與下町構成二元論，小說裡的直子有著強烈山之手氣質，「綠」則是屬於下町的。 山之手貴族的美無與倫比、非凡地精神式的艷麗，但無能去愛，它的心最深處是一個無底的洞，「總之那是深得可怕而已。 無法想像的深。 而且在那洞裡黑暗---好像把全世界的所有黑暗都熔煮成一團式的濃密黑暗---塞得滿滿的。」直子總是幽怨得難以捉摸：「為什麼我無法無法濡濕喔…」(310) 山之手無法愛他人---這與遠藤周作的「深河」中描寫的普世大愛不同，那樣的愛很深，但是延伸的、擴展的、流動的，洗滌所有污檅…。

綠是下町的人，聒噪而充滿活力。 爸爸的書店在神田，爸爸生病，那個虛弱病入膏肓的「父」，得腦腫瘤的病(注意是與知性有關的病---思想、記憶)，這個病重的父死了，綠在爸爸相片前脫光衣服，「全部脫光讓他看個清楚。 像作瑜珈一樣地作。 嗨，爸爸，這是乳房喔，這是屁股喔…因為我的存在有一半是爸爸的精子對嗎？…我在爸爸的遺像前脫光衣服張開大腿…」---下町想對國家作的永遠會讓活著的國家嚇一跳，只好在他死後作給他看---這不就是丸山真男說的「日本人的肉體」對應上現代國家(父)---尤其是明治現代化到昭和軍國主義的父性象徵…。 直到今日，往明治神宮(明治死了以後紀念的地方)朝聖入口，得先經過原宿作怪年輕人聚集的地方，好像也是現代版的下町人對父權的對比張力。

主角渡邊的朋友永澤，代表的是新日本(或說是現代的化身)，他澈頭澈尾地是銀座的動物，是一種戰後失心的動物，他就像是「卡拉馬助夫兄弟」裡的二哥伊凡，認為「上帝已死，人類可隨心所欲自由行事」。 永澤不經意地就甩了女友初美。---初美姊給主角心痛的感覺：「這件事(初美被背棄)在我心中所引起的這種感情的震動到底是什麼呢？…我想到那是什麼時，是在十二、三年以後的事。…採訪一位畫家…到聖塔費…披薩店裡…眺望奇蹟般美麗的夕陽時，全世界都染成紅色。…在那壓倒性的黃昏夕暮中，我突然想起初美姊來，而且明白了那時候她所帶來的心靈震撼到底是什麼了。那是我未能滿足的，而且今後也永遠無法滿足的少年期的憧憬似的東西。…初美姊所動搖的正是長久沉睡在我心中的『我自己的一部份』。 而當我發現這個時，覺得幾乎想要哭出來的悲哀。…」(274-275)---那是一種童貞、從未被沾染過的「本然」嗎？…而永澤對初美卻無動於衷，這暗示了---日本文化裡的童真對從外頭移植來的現代理性而言是不值一顧的？ 但這卻是主角渡邊心裡最深的痛。

照顧直子、且了解直子的玲子是日本母性的普遍形象吧。 小說最後，這位大姊找上渡邊，他們的激情一夜，似乎補償或轉移了兩人心裡直子所代表的缺憾與失落，但這是否他倆心照不宣的部分---山之手精神已一去不回？

東京作為首都或作為日本自我認識的契機，它的城市建築的靈魂好像是空洞的。 城市核心(丸之內)至今仍大部分是廢墟---雖然也建了新皇居，而且基本上對人民封閉。 不像是柏林市中心，老教堂殘骸公然屹立，標示著戰爭記憶，成為供人憑弔的紀念碑。 江戶博物館繞過戰爭(侵略中國、對抗美國)，僅展示江戶繁華的歷史。 但銀座大街上每天下午四點封街成為徒步區後，快樂的人群---坐在街道中央的或漫步街頭的---顯得蠻虛幻的。

參考閱讀孫歌，《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台北：巨流，2001。
竹內好，《近代的超克》，孫歌譯，北京：三聯，2005, 2007。

為謝英俊大聲喝采

為謝英俊大聲喝采

最近報導謝英俊獲得美國Curry Stone設計獎的首獎，表彰他這麼多年來對災難地區協助重建的貢獻，包括在台灣九二一震後協助邵族重建、並發展出一套耐震的輕量構築系統和居民自力重建模式，在後來2008年四川大地震重建以及2009年台灣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中，持續投入協助建屋行動，已完成總共五百多棟的房屋。 新聞上報導，他從未刻意追求人道主義，而是以建築專業技術作為自我肯定的力量，並以此來堅持對解決居住問題的不懈努力。

這真是近來最振奮人心的大事件，九二一以來就風塵僕僕奔波在各種災難現場的謝大俠，終於獲得遠在美國的大獎肯定，雖然是遲來的榮譽，但因此而讓世界知道有這麼一個人以他的專業能耐、聞聲救苦助人重建家園，應能激勵更年輕的建築師為世界各處需要協助的人們多盡些力氣。

我在1980年代初認識英俊兄，淡江建築系剛畢業不久的他，那時正經營一家營造廠，我的老闆要蓋一棟自己與親友同住的集合住宅，找他來承包，因此在事務所見過幾次面，那棟樓蓋得似乎還讓我老闆滿意。 我再次遇見他已是1990年代中間了，他已完成新竹縣立文化中心，我想帶學生去參觀，事前先到竹東他的事務所去拜訪，他先帶我到新竹看這文化中心，也讓我知道他正為尖石鄉的原住民做些平價房屋，後來我帶學生去參觀時也請他來現場解說。

九二一時因東海建築也組一支工作隊參與重建，經常有機會在災區或重建委員會相遇見，記得我們那時提議協助最低收入全倒戶的家屋重建，由重建委員會補助每戶50萬元。 那時以為應該有很多需求，但我們工作隊總共協助完成二十幾戶而已，英俊兄那邊記得也只做了五、六十戶，有次在他的吉普車裡一路上聽他說，他那套輕鋼架耐震屋系統，總共已投下五、六百萬開發費用，而用這系統興建的數量，根本都不到規模來攤這成本。 那時他真是咬牙撐著奔波做事的大俠! (我感到慚愧的是我還有東海一份固定薪水，很多當時協助重建的朋友都是赤手空拳憑著熱心腸為災區衝鋒陷陣!)

我在當年看完他的新竹縣立文化中心後，就很佩服他的設計熱情與掌握工程的能耐。 謝英俊的威力在於實現這各方面皆超過負荷的方案的過程創意，像是「摸著石頭過河」(muddling through with a purpose)，譬如邊做邊改，變更設計400餘次，有著台灣地方上搞拼裝車的創意與膽識(或天真)。 他的一個策略是「撿現成」(objet trouvé，意指隨性選用手邊方便取得之物) ，譬如表演廳內部以大弧形的燈光吊設維修走道作為天花的形式、戶外半圓弧棚架以現成水泥柱或以水泥涵管作植栽盆、找到大紙筒當戲台清水混凝土柱模板…等； 另一策略是「吸收不準度」，讓本來會出現的失誤變成像是預期中的效果，如表演廳及演講廳外廊天花利用沖孔鋼板自然下垂的弧面作為形式表現、用普通磚來砌1又1/2塊磚厚度以中間磚縫砂漿來調整兩邊磚面齊平、鋼與玻璃間用木料來吸收兩者誤差…等，甚至已不只是吸收、而是建構不準度了，這使得他們作品有一種低限成本又即興式風格。

正是這樣做出來的成果，在當時可讓一般民眾---從升斗小民、村叟老嫗到中產階級---都感覺親切自在與尊嚴，雖然距離台北市民要的品質還差很多 ，但對竹北一帶居民而言，比他們預期的品質高，但還未到高不可攀的程度。 這種庶民公共性拿捏，其實是謝英俊團隊在近乎極限條件下做出來，卻似乎恰到好處。 這是先進英國的紀登斯難以想像的情況，但這才正是他說的「務實的烏托邦主義」吧。

九二一大地震後，謝英俊就帶著這「務實的烏托邦主義」精神進入災區，協助居民進行住宅重建。 首先他幾乎在第一時間(在地方政府還搞不清楚狀況下)就在日月潭邊完成邵族臨時安置區，以輕鋼架與竹子做主要材料，牆面就直接以竹子編成 ，但他懂得為這些族人規劃全族聚會的公共大小廣場、公共廚房，還替每間屋子設前廊，保留這些居民原來生活型態。 雖然在舒適度上比其他提供給平地災民的組合屋還差一些，但似乎這看起來「簡陋」的臨時建築帶給居民更多尊嚴---尤其以一集體臨時社區而言。

他把事務所搬入災區，就在邵族臨時安置區旁邊，事務所也用同樣材料搭成，他把整個災區重建團隊就此融入到災區裡，所以他其實以超過一般專業的工作模式在做他認為自己該做的事，他將專業當作是生命的行動，因此感召了許多年輕人加入他的陣容---包括暑假中的設計營、國際工作營等。 後來他的災區事務所變成一個大基地，開發整套自力營建系統，讓一般在地年輕人可以簡易方式搭建出兩層樓房子 ，並促成原住民災區成立營建合作社。 這是一低限的設計，是非正式部門的營建體系，也是謝認為的適格的設計。

前兩年我們系學會邀請他來演講，談他在河北鄉下與四川地震後協助建屋的經驗。 我介紹完他之後，英俊兄說他不是謝大俠，災區民眾都叫他「謝董」，他不覺得自己在做善事，因為災民是拿著錢來找他蓋房子的，而他在大陸多年也培植了一些幹部群，把自力建屋作成一番事業(business)。 重點是他這套系統的成本可以控制到夠低，建築與結構品質又不差，也只有他這種當過營造廠老闆的建築師才有這種本領。

今年初看山下保博完全利用鐵盒子或空心磚作牆，就撐起兩層樓高房子，他的基本理念就是：「誰說今天的外牆只能是不承重的帷幕牆？」，謝英俊同樣地質疑：「誰說今天的房子只能很貴？」，尤其他不相信：「今天的人只能靠專家來幫他蓋房子」，生活在台灣很容易用台灣經驗來度量世界，在台灣的人靠運動流汗，不會為自己蓋房子而流汗，但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力豐沛得很，他們願意為自己蓋個家而流汗，他們不專業沒關係，謝大俠懂得怎麼吸收他們的不準度。

最後，我覺得，謝英俊的得獎，應該對兩種人有些啟示。 第一是對大陸人，最近那邊出現大量世界級的富豪，但同時仍有廣大的極低收入的鄉村民眾，在號稱是「人民」的共和國的以「共產」主義為建國理念的國家，謝英俊不應該是孤單的建築師，中國的年輕建築師與建築系學生們，應該張開眼睛面對真實，多一些專業者為服務人民而獻身，謝英俊模式證明是可讓建築師填飽肚子的。

第二種人是我自己服務的建築系，一向以站在建築的尖端標榜自己，幾十年來努力培養「很會作設計、卻不會蓋房子」的精英人才，我們曾經有過一段「偏左」的歷史，大多時候是「右派」，但我們總有過多的英雄崇拜，欠缺培養為窮人蓋房子的基本面訓練。 我當兵時，上級交代要蓋一間小彈藥庫，我不會做那麼小的「設計」，另一位淡江畢業的同袍，很快地畫出施工圖、算出材料數量、作出預算，然後小庫房就蓋起來了。 我回來教了二十年，卻也沒對這部分做出多少改善，最該檢討的應該是我自己了!

參考閱讀：
《建築師》，1996/6: 75-89。
謝英俊x阮慶岳，《屋頂上的石斛蘭/關於建築與文化的對話》，台北：木馬文化。
http://currystonedesignprize.com/winners/2011/hsieh_ying_chun_sun_moon_lake_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