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4日 星期日

慈悲是愛

慈悲是愛地藏菩薩、阿萊莎•卡拉馬助夫與聖芳濟
最近因父親病重而常感覺沮喪,生命無常,幸福難長久,算起來人生總是多苦而少樂啊! 除夕夜,發完壓歲錢,走在小鎮街上漫步,冷颼颼地還飄著細細的雨,沒走多遠,被人從對街叫住,原來是老友阿久跟他太太,也在這種天氣這樣時候出來遛達。我記起他父親在去年初二往生,初一時我還去拜年呢,但直到年底我才輾轉得知噩耗。 他說當初知道他父親罹肺癌,已經末期,因老人家也八十多歲了(跟家父同年,還是同校同學),他們家人都不贊成開刀,不要化療,甚至標靶治療都放棄,因治癒率低,副作用又明顯。

他因加入一個佛學團體,所以邊走邊跟我談他的心得。他說後來他為父親誦讀佛經,將功德迴向給父親,我倒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說法。 他說去年初一晚上,原本不是輪到他陪父親,但他卻去到父親病床前,他在病床邊誦讀地藏菩薩本願經,也問父親是否也一起讀,他父親居然也捧起經書念一段,最後父親還舉起手來跟他揮一揮說再見,幾個小時後在深夜裡就安然往生了。事後他才想起,他父親的雙手原來根本無力舉起,那晚卻能捧起經書誦讀,還能跟他揮手告別,他才驚奇地感覺不可思議。 最重要的是,一般癌末病人都會疼痛而痛苦受煎熬,他父親卻始終沒有疼痛而平安地走,這是讓他最為感恩的奇蹟。

他覺得這跟誦經迴向功德有關係,我說平時我也喜歡接近佛學,他鼓勵我也多試試。第二天我去他們家拜年,他就送我一本地藏菩薩本願經,還教我如何祈禱迴向功德給父親。 於是,我也照著他所教的方法讀經迴向功德給我父親。 其實,我如此作之後,也才知道母親平時念誦大悲咒,也是迴向給爸爸,妹妹也早已這樣做了一陣子。

但我畢竟還是一個講理性的人,讀讀經書,就能迴向功德給病人,我心裡仍是半信半疑的,雖然我很虔誠地祈求能有益於父親,但我知道自己不是死心塌地地信仰,要我無知地誦讀文字,然後安心篤定地覺得可免除父親痛苦,我始終無法自己騙自己。

但我很認真地去了解這本經書,我仔細讀地藏菩薩本願經開頭的一段「覺林菩薩偈」:
「譬如工畫師,分布諸彩色,虛妄取異相,大種無差別。
大種中無色,色中無大種,亦不離大種,而有色可得。
心中無彩畫,彩畫中無心,然不離於心,有彩畫可得。
彼心恆不住,無量難思議,示現一切色,各各不相知。
譬如工畫師,不能知自心,而由心故畫,諸法性如是。
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造。
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應知佛與心,體性皆無盡。
若人知心行,普造諸世間,是人則見佛,了佛真實性。
心不住於身,身亦不住心,而能做佛事,自在未曾有。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這段文字與我接觸佛學的心得是相契合的,所謂「大種」應就是指種子,種子的
關鍵意義不在於它的物質性存在,而在於它的生長成新生命的潛力,也就是那生長的動能,那是一種力用,而力用是無色的。工巧的畫師畫出一幅畫,畫中色色鋪陳,即是種種色彩都定著了,因此就失去成長動能(可能性)。 但是,色也不離那成長動能的可能性(因為相即相入---相即就是相等原理,相入就是相互包容原理),因此雖然種子無色而純為力用,但卻又有色可得。

這其實就是「體用不二」的意思吧,種、心為體,色、畫為用。而且,「心不住於身,身亦不住心」,心身不相住,心身也是相互不二的。 多年前讀熊十力的哲學---「體用論」,就開始嚐試參透這種不二思想。

有天爸媽睡午覺,我一人在客廳讀此已經有些熟悉的經文,再次讀到地藏菩薩前世中即已發願:「若不先度罪苦,令是安樂,得至菩提,我終未願成佛。」,在他的另一前世,也發下如此誓願:「如是罪報等人,盡成佛竟,我然後方成正覺。」也就是地藏菩薩的願望是,芸芸眾生中,若仍有人未能成佛,他就不願自行成佛。 這就是大乘佛教的精神---不厭生死苦,不欣涅槃樂。就是要與「每一位」眾生同苦同樂。 讀到這裡,我的鼻頭一陣酸楚,淚水就湧上來了。 這麼弘大的誓願,如此無邊無盡的煩勞,該要有多麼堅忍的悲心啊!

當提到要如何廣度眾生時,他說:「隨其根性,而度脫之…我亦百千方便,度脫是人,於生死中,速得解脫。」 每個成年人都會明白,「隨人根性」,談何容易? 不被氣死就了不得了? 但緊緊地思想著這句話,我逐漸能夠理解,原來前面的覺林菩薩偈,就是地藏菩薩廣度眾生的心法,種色不二、體用不二,於是而有助於視每一眾生的千差萬別的根性為理所當然,能夠平心相待,並且包容,並且從中生出智慧而度脫之。

在這個清靜的下午,我讀地藏經的心情,讓我因為體會到某種像是真理的東西,而感覺靈魂戰慄。 也讓我想起幾年前在讀到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說---「卡拉馬住夫兄弟們」---的激動,那是關於一段小弟阿萊莎悟道的故事。

阿萊莎最敬愛的佐西馬神父去世那天,是他自己一生中最艱難和最不幸的一天,因為佐西馬神父在他信仰中具有無可取代的地位,但他死後並未顯現神蹟,他的屍體並未如傳說情節般發出香味,反而在不到一天內就發出惡臭,這讓尊敬他的人感覺深重地不安。 度過漫長多事的一天之後,他回到神父停靈的房間,在祈禱的時候因過度疲憊而打起盹來,他彷彿聽到正在誦念福音書的神父的聲音:「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親的筵宴,耶穌的母親在那裡,耶穌和他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席。酒用盡了,耶穌的母親對他說,他們沒有酒了。 耶穌說: 母親,這與我有何相干? 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他母親對傭人說: 他告訴你們什麼,你們就做什麼。 耶穌對傭人說:把缸倒滿了水,他們就倒滿了,直到缸口。 耶穌又說: 現在可以舀出來了…那缸子水都變成了酒…」

阿萊莎在迷糊之中還記得這是佐西馬神父最喜歡跟他講的耶穌的神蹟,耶穌第一次顯現神蹟時,遇到的不是傷心事,而是人們的歡樂,他給人們增加了歡樂。…「誰愛人也必愛人的歡樂」,這是死去的佐西馬神父時刻叨念的一句話,也是他最主要的思想之一。 「阿萊莎還記得神父說過:凡是真實的和美的,永遠是寬宏大量、慈悲為懷的。… 耶穌做了什麼? 他創造歡樂,創造某些窮人的歡樂,非常窮的窮人,連娶親時都沒有足夠酒的窮人。耶穌降臨人世,不僅僅是為了完成他那偉大的功德,他的心也能體會到那些愚昧無知而又心地單純的人的憨厚淳樸的歡樂,『我的時候還沒有到呢』,他莞爾一笑,難道他降臨人世是為了在貧寒的歡宴上讓人酒足飯飽嗎?但是他應母親的請求做了… 」

阿萊莎在昏睡間,發覺自己竟然在婚宴當中,佐西馬神父滿臉笑容地向他走來,邀他開懷暢飲,他問阿萊莎:你看見咱們的太陽了嗎? 你看見了嗎? 阿萊莎覺得害怕、不敢看。 神父說:不要怕他,他的偉大使我們敬畏,他的崇高使我們恐懼,但是他大慈大悲,他出於愛而與我們相類似,並與我們一起歡樂,為了不使賓客掃興,他把水變成酒。

阿萊莎在充實的痛苦與歡樂的眼淚中醒來,世俗人民想要看到的神蹟顯靈有何意義? 快速腐臭屍體代表主人生前的不義嗎? 那正腐臭身軀的主人生前的愛與信仰才是重點啊! 他走出修道院,他在黑暗星空下匍伏在地,他不可遏制地親吻大地,在親吻大地時卻痛哭失聲、淚流滿面,他的心因與彼岸世界相溝通而整個歡呼雀躍,彷彿冥冥中有一種「道」在他腦海裡生了根,而且終生不渝,以致永遠。 他匍伏在地時還是個軟弱的青年,可站起來時已是一個終生不渝的堅強戰士了。 阿萊莎後來形容: 「這時大概有神造訪了我的心」。
(以上小說情節文字引自臧仲倫譯本,2004年聯經出版)

我也聯想到以前看史懷哲傳記中的一段,有次他航行在非洲大河上,當船經過一群正嬉水中的河馬,史懷哲突然覺察到前所未有的生命感動,後來終其一生,他都引以為內在的信仰指標,當他想到合適的字眼來形容時,那就是「尊重生命」(reverence for life)。 我相信史懷哲在那一剎那間,從基督的信仰跳躍到佛家「眾生平等」的心靈覺悟,讓他提昇到精神上的顛峰境界。

大學時最喜歡Benard Malamud的小說「夥計」,書中出現數次對聖芳濟(Saint Francis, 又稱Francis of Assisi, 1181-1226義大利僧人, 對所有生命皆懷抱謙卑與愛, 創立Franciscan order芳濟會)的描述:
「…一個臉孔瘦削,鬍子粗黑的僧人,穿著一件褐色的粗布衣服,赤著腿站在陽光耀眼的村路上。他瘦而多毛的手臂,舉起來,迎著一群在他頭上盤旋的飛鳥。…他正向飛鳥講道呢。… 他甚麼東西也給了人家,連他身上的衣服,口袋裡的一分一毛,都給了人家。 他安貧樂道。 他說,貧窮像一個皇后,而他會像愛一個美麗的女子那般愛她。」(劉紹銘譯本,大地出版,1983: 39-40)

書中主角法蘭克就有點像是聖芳濟的化身,性格中有很多缺點讓人嫌,但有顆柔軟同情弱者的心,他本身也可以說是一位弱者,但因為心懷仁心而顯得偉大。 一念之仁,有時雖說渺小,畢竟力量無窮。

比較特別的是,無論是地藏菩薩、阿萊莎或聖芳濟,都指出「受苦」對生命救贖的密切關聯,人生而願意受苦,不厭受苦,甚且願意經常離開自己的舒適圈,而轉換到受苦他人的處境裡,這其中就有著度脫苦海的恩典,而神所賜與的這不可思議的恩典,其精義就在於度人即是自度吧! (現在購物廣告卻無所不用其極地誘人要善待自己, 要寵愛自己?)

君子固窮(窮不就是受苦的意思?),而不困於窮,而且樂於布施萬物,隨時保持自在心情,這已是聖人境界了。 聖人而能同於人,不求異於凡人與窮人,又能有益於他們超脫於生死中,這就是信仰的使徒、苦海中的菩薩了。 我呢,只能以求父親平安遠離苦厄的心,祈求所有人以及他們的父母也平安遠離苦厄。

2012年2月9日 星期四

大市民的空間夢

大市民的空間夢
刊登於《生活觀》2011/12: 26-29
今年走訪新加坡兩次,親眼看見這個小國家的強勁企圖心,比較起1980年代末初次造訪所見,這裡的發展用脫胎換骨來形容還真貼切。 記得在1989年初次來時,新加坡河西岸都是破舊的連棟街屋,一整片十九世紀遺留下來的老古董,入眼皆是滄桑頹敗,雖說不那麼髒,但是因為缺少維護,看起來就與旁邊高樓格格不入。

1990年代初再到新加坡,他們政府把兩、三公里長的舊碼頭區街屋都保留下來,澈底整修一番,成為水岸邊餐飲休閒區,充滿海鮮餐館、酒吧、夜店,倉庫也變裝做為攤販、購物空間,正好適合做為外商雇員們下班休閒和交換情報的去處,也變成觀光客流連的夜生活廊帶。

沒隔多少年再訪這個城市國家,發現小印度區與回教區所夾的歐洲老區(Bugis-Bras Basah)也改頭換面了。 除了保留老房子(有些是以老樣子重建),讓特色小店進駐,還以大街廓整體開發方式,引入辦公商業複合購物中心,以及高檔酒店夜總會等,甚至更高明地在這區邊上建造一間國立管理大學,以地下大通廊連結地鐵站與購物中心。從這裡往南,就是上世紀末新加坡策劃的重頭戲---填海造城的海洋商務休閒區的發展,包括那「一對榴槤」(外觀像榴槤的國家演藝廳)及水岸事業開發。 與此同時,另一邊的聖淘沙島也興建了大型遊樂園,新加坡全面迎接服務產業帶動的新未來。

今年看到的是從海上興建的金沙賭場,三棟玻璃帷幕大樓頂上,被一條很具動感的船形平台聯結起來,晚上登臨屋頂平台俯瞰海邊燈火夜景,讓人對這城市擁抱世界的殷勤與謀略感到震撼不已。 還有哪個政府與房地產開發業,如此放膽地合作來搶賺全世界的錢呢?

這幾年有機會連續造訪杜拜兩次,去年瞻仰到卡里發摩天樓(又稱杜拜塔)完工了,高達829.84公尺,創下世界建築最高紀錄。 也趁機遊覽了海上棕櫚島,穿過高級公寓排列的中央幹道,通過海底隧道,到雄偉端點上的亞特蘭地斯飯店參觀。 那些對稱分支的棕櫚葉形弧狀長島上,一坵坵塊的土地賣給國際富豪蓋海上別墅。

杜拜人要在原來海岸線外建造三個這樣的棕櫚島、還有一個世界島和一個珍珠島,如此這般地憑空長出100公里的新海岸線,每一長度都可賣錢。 雖說現正因氣候變遷海水上升而奮鬥中,但這其中顯現的是無比巨大的夢想; 記得在杜拜塔下悠閒地啜飲著咖啡時,終於漸能搞懂這些阿拉伯人的用心。

其實這些棕櫚島、七星級帆船旅館或杜拜塔,都不過是曝光在全球媒體上成為搶眼話題的工具,在沙漠上造出一個世界城市才是他們的真正企圖。 石油終有挖完的時候,只有城市才是長長久久的,他們用石油換來的錢,打造全世界富豪的夢想,來吸引全球投資,以金融、房地產與觀光產業,堆砌起亮眼的夢幻城市。沿海數公里寬的都市高樓密集區,形成全世界高樓密度最緊湊的景觀,這裡才是真正的開發重點所在。 駛過這區後眼前就只見茫無邊界的大沙漠,這時只能在心裡對這種世紀超級野心嘆為觀止了。

這幾年的大陸之行也少不了,對中國這前所未有的進步大引擎也有很深體會。 在深圳市中心,參觀了磯崎新設計興建的市立圖書館與表演廳,一下子就扭轉了對這個全世界最速成都市的刻板印象 (短短三十年從農田變成千萬人口巨型大都會)。 深圳圖書館藏書四百多萬冊,比百年台大藏書還多很多,館內設備新穎,數位網路服務便利,還在城市各街區內設自助借還服務機,供市民方便利用。

當時聽了館長的簡介非常感動,他說深圳有許多很上進的青年,圖書館利用率非常高,他似乎很清楚這個圖書館的目標,就是要將這全世界最幼齒城市催熟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全市核心人口---勞動階級,儘快地改造為有知識與藝術水平的「市民」階級。 城市真是神奇,它知道市民才是讓自己成為偉大的憑藉。

上海陸家嘴世紀大道的高樓群景觀,是當今最奢華的世界城市櫥窗,但一直被詬病缺乏人性尺度的都市設計。去年前往參觀世博會時,與朋友約在陸家嘴圓環附近見面,才感受到新完成的高架環橋上熙攘人群的熱鬧氣氛。 那是直徑約百米的大環道,搭配幾座電扶梯,架高在繁忙的車流上,五、六米寬的步道上吸引人流不斷地進出周邊的東方明珠高塔、正大購物中心,就把原來冷漠的超大圓環稿成人氣暢旺得不得了。

另一個獨特又動人的例子是西安古城牆,這是全世界碩果僅存的完整古城牆(聽說經過一番修補),卻又莊嚴地與現代都市機能並存。 城市主要街道就貫穿城門,人們現在開車進出古城,車流與城樓的古今對照,在晨曦與夕陽裡更是相互輝映。 而且,城牆還開放讓現代市民早晚登上城牆頂去散步或運動,走在「城」上頭,才真的有「歷史漫步」的感覺,每一步都踩著是千年的想像質感,這是古都的市民所獨享的特權了。

2009年受邀到橫濱大學進行教學活動,那裡的師生邀請周末晚上看焰火表演。 那天下午從東京趕回橫濱的JR火車上,就已人滿為患,許多年輕少女穿著傳統花色爛漫的浴衣,化了彩妝,穿夾腳拖,牽著男友的手,一路趕著看那天橫濱港區的焰火秀。那晚被邀到一位日本名建築師事務所去看,那裡有很長的陽台面對橫濱港,正好俯瞰整個港區,在天黑前放眼一看,所有開放出來的地方都坐滿了觀眾。 事務所內部擺了一大桌的餐點,離職的老員工都趕在今天回來,帶著禮物與老東家一起賞焰火。

焰火施放了一個鐘頭左右,那是黑色夜空裡綻放的一整齣彩色戲碼,有丑角似的穿場彩焰,有幾個鼓盪人心的橋段,迎來數不清的繽紛璀璨的主戲,光彩奪目的高潮圖案占滿整個天空,伴隨著人群中此起彼落的驚嘆聲,短短一個小時,成為記憶中的永恆絢麗。 據友人告知,七、八月裡全日本都在瘋看焰火,每個城市都辦焰火秀,這其實是江戶時期流傳下來的習俗,由賺了錢的生意人出資,一起贊助放焰火來與平民同樂,造就了今天日本城市最獨特的夏夜奇觀。

只是,生活在富足社會的人們,大概很難想像貧富差距極大的孟買人,要共同擁有一處天然海灘,還必須經過一段辛苦爭取的過程。十多年來,經由有心建築師與社運人士帶領的海灘清潔運動,掃除了棄置在沙灘上的各種工業污染與廢物,並阻止工廠繼續往海邊傾倒廢棄物。 他們也爭取到有限的經費,沿著海灘整理出簡單的休憩空間與戶外表演場所,使海灘容易被大眾親近,成為這個最缺乏開放空間的城市裡,最為開放的公共空間。

這一片朝向西邊阿拉伯海的沙灘,應是全世界最慷慨的公共空間了,寬闊無盡的大海隨時提供變化萬千的美景,在它面前,人們可不分貧富地共享大海與沙灘的無限風情。周日時這裡聚滿了各方人群,有中年人穿著耐吉鞋慢跑,有年輕人赤腳踢球,有全家人來此透氣,有無聊小孩漫無目的遊蕩,有人練瑜珈,也有攤販、乞丐。 沙灘上湧出另一個擁擠的城市,大家樂於來此暫時忘掉一切,回歸做個大海的孩子。

無論是哪個時代的偉大都市裡,大市民的夢想空間總是力與愛的結合,經常是在野心與慷慨、競爭與分享、繁華與慈悲、對抗與包容等極端之間,保持著緊張又優雅的平衡。 有人會說,大市民的氣度,打造出城市文明的高度。的確,每個城市變得偉大的過程中,總會為自己選擇獨特的模式; 而憑藉著追求卓越的強烈企圖心、以及為公共價值奉獻的高貴情操,大市民才是孕育城市靈魂的決定性因素。

2012年1月7日 星期六

台中塔,I like it!

台中塔,I like it!
台中塔競圖揭曉後,引起不小騷動,我當時也覺得期期不可---怎麼可以把這樣一個怪東西蓋在台中? 最近還出人意料地連議會都通過初期預算了,也有人說這是搭選舉便車,但這樣總是離它的實現又推進了一步。 有朋友邀我一起來反對這個興建計畫,我也很衝動就想加入,不過我想總要多了解清楚一些吧,於是我上網找到更多資料看,也到新光看得獎作品展,卻發現我還蠻喜歡這個作品。

作為一個「塔」而言,它應該不太能被稱為塔了,哪有這麼方正的塔呢? 有人曾經嘲笑李祖原,竟然能把一個那麼高的台北101蓋得那麼矮,殊不知李先生的塔不是西方人所說的「搔天之塔」(sky-scraper),而是依照中國人對塔的定義---「托天之塔」(sky-supporter),所以台北101與杜拜塔在本質上是完全不一樣的。 藤本壯介這個台中塔,也不是用來搔天之癢的,而是用來托天,這樣「看」起來確是很穩固的。 依我看,藤本還更瘋狂,他這塔是高與天齊的「托地之塔」(land-supporter),把一個公園高舉到雲霄上去,把地球之綠,高擎到天上去,就其概念突破的程度,這真是一個新世紀的創舉!

而且,在電子媒體當道的時代裡,塔變成以「表面積」來呈現,是一個恰當的轉化,塔擁有足夠的表面(又還保持通透),使成為影像投射的映幕,能傳播更多更豐富的影像訊息;塔的象徵性,被以「溝通性」取代,這也是藤本設計能夠抓住時代脈動的精彩處。 更進一步說,在一個重視休閒體驗的時代,花錢興建一個「沒有用」的高塔真是無稽荒誕嗎? 花錢蓋100層樓地板讓人工作或居住來賺取租金,跟蓋一層高高在上的瞭望公園讓人來體驗而收門票,就體驗已成為日常生活重要內容的社會,這兩者其實都有其正常的價值吧。

有朋友抗議說在此時此地,要花上64億來蓋這樣一個只能上去賞花的高塔是荒唐透頂的,64億可以用來蓋多少學校、或為弱勢者建造多少房子啊? 但若興建一座高塔可以賺進64億,是否就無異議支持興建呢? 根據可靠的訊息來源,台北101的瞭望台年收入,比它總樓板租金收入都來得高。 假如一張門票賣300NT,每小時有1000人次參觀(每天開放10小時),一年就可收入10億NT,假如這估計能成立,不到十年就可還本了,還本後賺的錢就可用來作很多好事情。

也有朋友說,利用公帑來建造這高塔,它就應該是屬於公共的,應該免費讓人上去。 關於這點,我也覺得好解決。 巴黎艾菲爾鐵塔也是收費的(這是指搭電梯上去參觀者,爬樓梯上去不收費),可以規劃為60歲以上市民一律免費,市民與觀光客票價做區隔(市民享受優待票價,或每周日12:00am-周一12:00am市民免費)。 就公共性的討論來說,塔的本身是公共的---它的形象、景觀、魅力…都屬公共財,但登上塔去享受美景而言,它是屬於特定公共事業,可限定其營業收入供公共用途,也可訂出合理辦法達到回饋市民的目的。

至於說,這高塔將吸引的人潮所造成的交通問題,這本來就是有野心建造這樣高塔的政府該做的市政建設,至少這比要匯集與疏散同樣高的辦公大樓上班族要容易多了。台北101都能做到結合辦公與瞭望兩種功能於一樓,台中塔單純作為瞭望使用,所引發的交通問題並非困難到不能解決。

對城市而言,塔的存在意義,在於那「不可思議」的力量。 以前或一般想像,塔以高度來讓人讚嘆,追逐高度曾經是一絕對的遊戲規則,在這方面,杜拜塔就是今天之最。 但是,藤本的提案,顛覆了以高度作為唯一競賽指標的慣例,它引起爭議,正是它讓人「哇!」的能耐---It’s really a surprise! 但不是只靠高度。

不過,我覺得真正問題所在,是這計畫的執行與日後營運。 我對當前市政府團隊的執行力的確是不太放心的,但是或許樂觀地看,若是能夠執行完成這座高塔(已經正跨越歌劇院這個門檻),台中市府團隊就能脫胎換骨地成為世界級城市公僕。但是,另一方面,能夠很smart來營運這高塔的,環顧整個台灣,目前似乎還不見人影---據說歌劇院也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寧可將此高塔計畫當作是一項過程載具。 當它成為爭議目標而引發公共領域的討論,以至於提升市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當它考驗過這個市政府的執行能力與營運能力; 當它財務上還本並賺夠錢; 當它也引導城市基礎設施的佈局與建設; 當它也把水湳開發炒熱起來;…當它達成以上諸多目標時,它就可以功成身退了。 所以,這座高塔興建時,應該考慮二十年後拆除再回收利用的要求。 它其實可以最終成為一個大家曾經共同擁有過的特殊記憶!

也許,還有人要問,當這些目標都達不成時,但已經蓋一半或已蓋好,該怎麼辦? 甚至,當它本身變成災難時,該怎麼辦? ---Ya, good questions…

2012年1月4日 星期三

A Critical and Innovative Engagement

A Critical and Innovative EngagementIn celebration of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founding for J.J. Pan and Partners
Shih-wei Lo

J.J. Pan and Partners has been held in great esteem in Taiwan for its mastering a holistic way in architectural practice. As what Professor J.J. Pan once said: “A successful piece of architecture should be a project that is innovative in design, satisfies the client and is executed flawlessly”, achieving a balanced and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 service and delivery has become the firm’s common goal to pursue.

It evolves and keeps progressing along with the all-round growth experience in Taiwan---the urban and institutional expansion, the societal development to be wealthier, the strategic shift of economic strength from low-tech to high-tech industry…etc. The works done by the firm thus encompasses a broad range of building types, and demonstrates a concentrated effort in enlivening and enriching the environment and people.

The firm is also constituted by a sustainable team imbued with fresh vitality through a well arranged succession process. The teamwork thus proves a multi-valent mode of competitiveness and a keen design capacity, which may turn to an asset for the future.

Building the Innovative MilieuThe most widespread influence of J.J. Pan and Partners should be its active involvement in formulating the architecture of ‘innovative milieu’ in Taiwan. This innovative milieu has been structur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supported by government, campuses and schools, R & D facilities, hotels, libraries, congregating spaces and effici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 forms a new life/work/communication prosperity sphere driven by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and services. Centered at the north, middle and south of Taiwan, the agglomeration of those facilities has eventually formed an innovative corridor in the west of the Island, and contributes some two third of J.J. Pan and Partners’ projects commissioned. The high-tech enterprise for IT industry specially becomes the niche client for the firm.

This high-tech architecture, specifically of IT industry, requires highly precise design and delivery in achieving resistance of vibration, keeping absolute cleanness and meeting tight schedule for completion. The disciplined performance of the firm’s operation and its restrained design approach well meets the stringent and pragmatic demand of the just booming industry. However, J.J. Pan and Partners always further its design elaboration in shaping a friendly environment and making a humane appearance for every project it is responsible for.

Technology Building of Winbond Electronics Corp. (1999-1002)(Fig. 1), Media Tek Headquarters (2003-05)(p. ), and Lien Hwa Headquarters (2005-09)(p. ) are among the most brilliant IT building projects created through the mature composition of formal interplay. Roof terrace, atrium, axial relation, sunken plaza or garden, linked by corridor, bridge, arcade, are deliberately organized and result in distinguished characters respectively. For the other building types, Holistic Education Village at Chung-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1997-2004)(Fig. 2), Fleur de Chine Hotel (2001-07)(p. ), and National Taichung Digital Library (2007-)(p. ) are also remarkable works among those co-structuring the innovative milieu corridor.

The effort paid for such leading clients by the firm over the past decades creates an innovative landscape par excellence. To some extent, this is a part of the global contribution made in Taiwan which shows not only value-added thinking but also an intention to upgrade the phys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This practice experience also extends to Mainland China and saw some extraordinary examples such as Kingland Mansion in Shanghai (2001-04)(Fig. 3) and ZyXEL R & D Campus in Wuxi (2002-04)(p. ).

Compositional Form Defining the New From the early period on, the firm has developed a distinctive formal strategy elaborating the compositional dualism of mass/void, solid/transparent, figure/ground, vertical/horizontal, square/round…etc. to bring forth a sense of urbanity to the project proper and its context. This specifically scales down the monolithic volume of the production space the IT fabrication demands. While the corporate complex comprises multiple functions, different forms of characters and sizes composed in plan and section are integrated into a vivid image of humanist touch.

From the 1990s on, the low-rise campus and schools in Taiwan thrived to go high-rise. J.J. Pan and Partners got some commissions for rebuilding or adding new tall construction on the existing campus. The compositional strategy is applied equally successfully to re-integrating the existing and possible relations on the sites to the new constructions and eventually re-formulates a surprisingly new wholeness or introduces a structural change into the existing surroundings.

Among those well done works, Founder’s Memorial Library at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1994-98) elaborately composed in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accordance with the existing house in front of it (Fig. 4), the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project for Nan Kai College (1999-2001) totally changing the original character of the campus with a new layout pattern (Fig. 5), and New buildings for Ginling Girl’s High School (2003-08) rendering an eye-catching figure/void composition may be deemed as the most distinctive cases (p. ).

The compositional strategy applied by J.J. Pan and Partners is mostly asymmetrical, subtly laid out, letting the void space flow lively or subverting the existing axial profile. As a consequence, while revealing an aggressive insight into the new yet unknown wholeness, something fresh and critical to the status quo is set free from the site.

Responsive Skin-layeringIf Library for Chung-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1983-85, co-designed by Prof. Chiu Hwa Wang) is regarded as the first milestone work of the firm manifesting a figurative tripartite composition of top, body and base (Fig. 6), Da-sha Building of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1999-2001) plays a role of watershed displaying a screen layer on the façade of the existing building to integrate the new addition---a smart skin responsive to the media-active city milieu of downtown Taipei (Fig. 7).

The fluctuating glass curves applied to the façade of Quanta Display Inc. (1999-2001) well softens the huge volume of fabrication space behind (Fig. 8). The irregularly folding façade of the north sides of Neo Solar Power Office Building Complex (2007-09) is composed of trapezoid glass panels and compensates the boring trunk of production space in the back side (p. ). In both cases, the dramatic light skins of the buildings work as communicative layers conveying the innovative image for the high-tech enterprises.

The continuous and translucent curved glass screen hung on Research building for College of Medicine, Fu Jen University (2002-06)(p. ) deliberately unites the newly built and the existing buildings, and introduces an encompassed sense of closure to conclude the site with a much better fit to the existing auditorium of a round shape in plan.

Installing such false layering is technically similar to curtain wall, but it is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the mute curtain wall only tightly wrapping the box-building. As in the cases mentioned, the skin layering tells or performs. It tells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the part behind it) or it performs an unexpected play. It is an extra layer and a cultural element as well.

Structure-Form and Monadic Envelope Gymnasium of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2000-05, co-designed by Prof. C.H. Wang)(p. ) can be seen as another milestone for the firm’s very recent works. Analogous to the IT complex of (large) manufacturing and (small) office function, it houses sport and classroom uses with the latter to form wings to comply with the surrounding campus and with the former a voluminous ellipsoidal body to stand out as a landmark in the mountains. The Gymnasium is the bold mixture of a tectonic and an expressionist approaches, and shows aggression and compliance at the same time. It leads to two trends of design practice from then on.

One is the structure-form. Scooter Garage for Chiao Tung University (2002-04) is a master piece of the sort (Fig. 9). Its folding concrete slabs work as both structural support and finished form, and ingeniously meets the parking function. For Stockholm Library Project (2006) double helix ramps are invented to interweave around an open funnel-like light well and comes out an intriguing antithesis to the adjacent library designed by G. Asplund which is well known of its spectacular round atrium inside (p. ). In the case of Huashan Cultural Creative Flagship Building (2010-), interlocked column-free floors and trussed floors exhibit a straight-forward expression of form and structure (p. ).

The other trend goes toward the monadic envelope. Chapel of Suan-lien Center for the Elderly (2005-09),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Access MRT Station (2006-), HTC R & D Project (2009) and Taichung Library (2007-) are remarkable projects of this category (pp. ). They demonstrate completed marks or public nodes with singular form and cutting edge material. Not just an up-to-date digital style follower, the firm implies with this approach a transcendence from the functional problem-solving to the imageneering maneuver addressing the new civic and public concern.

To be confront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aiwan stepping into the ‘developed’ status, both the tectonic and the expressionist practices seem to provide a new societal imagination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his mission is surely affordable for the firm which is always committed itself to the fundamental and radical.

Design-oriented with Critical CapacityWith its sustaining endeavor, J.J. Pan and Partners have already developed a very convincing design discourse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Employing Habermas’ concept, the firm’s main contribution is having helped to formulate the very shift of the world ruled b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o the one by communicative concern during the rushing time in Taiwan. The formal strategies it has applied to the various kinds of projects may tell a discourse with its key concern on ‘culture’. To make the high-tech fabrication shed more friendly,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ublic by attached layers and to explore the tectonic and expressionist possibilities for a new civic vision contribute mostly to build up a critical sense of culture for here and now.

The critical strength revealed in these works comes from an always sharp apprehension to keep re-structuring a new wholeness unseen before the firm’s intervention. This strength is so sound because of the practice is fundamentally based on a holistic care for the architecture as a social and cultural engagement. For J.J. Pan and Partners, a mixture of Christian spirit of providence and Confucian pursuit for ultimate goodness guarantees indeed a commitment for a critical and innovative architecture.

從「創新氛圍」到「氛圍創意」:

從「創新氛圍」到「氛圍創意」: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三十年專業實踐之回顧
From “Innovative Milieu” to “Milieu Creativity”: Retrospection on the 30-year Practice of J.J. Pan and Partners

羅時瑋/東海大學建築系教授兼博士班召集人/建改社理事/築生文化協會理事長

始終如一地堅持建築的整全性實踐,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在台灣已是公認的傑出建築專業團隊。 如同潘冀教授所言:「一個成功的建築應是設計追求創新、能滿足業主需求、並能準確執行完成的方案」,在設計、服務與產出過程中追求平衡與卓越,已經成為這個團隊全力以赴的共識。

該團隊的成長與進步也扣合著台灣的全面發展經驗---都市與機構的擴張、富裕社會的成形、經濟實力由低技術到高科技的轉型等。 他們執行完成的作品也包括廣泛的建築類型,都表現出活化環境與充實人間的企圖。 此外,這個事務所也順利完成接班安排,是目前台灣少數能跨世代經營的資深建築團隊,這樣的團隊合作因此提供多元特色的競爭力與精銳的設計能量,成為事務所在未來持續成長的保證。

三十年來潘冀團隊因緣際會地茁長,從高科技建築設計深耕發展,成為台灣「創新氛圍」(innovative milieu)廊帶風貌的主要塑造者; 同時,他們也敏銳地覺察到追求「氛圍創意」(milieu creativity)為尚的社會正隱隱成形,並因此發展出不一樣的形式策略來因應。 也就是說,他們不只是躬逢其盛地切入到「創新氛圍」的建築設計領域,也在這特殊成長過程中,緊跟著台灣社會趨向「氛圍創意」追求潮流走向,操練出「氛圍具有創意」(milieu-creative)的人與環境關係,三十年來在這專業方向上卓然有成。

「創新」這名詞目前已具有特定化意義,專指後工業時代建立在專利或智慧財產保障機制上的高附加價值生產模式; 「創意」這兩字則仍保持著一般性意義,泛指思維上的突破、產生正面變化效果的腦力過程、以及設計發明或發現新意的活力等。 所以,「創新氛圍」是指新的生產與社會的新關係結構,而「氛圍創意」是指因此而來的新環境素質及其想像。 以下即試圖從這兩方向,來進行對潘冀團隊成立三十年作品的回顧與探討。

壹、建造創新氛圍(Building the Innovative Milieu)在潘冀事務所的所有作品中,高科技廠房與辦公樓佔有甚高比例,在新竹科技園區設立初期即受邀設計標準廠房,後來知名的科技集團也陸續委託設計廠房與辦公空間,竹科園區裡高達2/3的廠辦都是潘冀事務所設計; 後來在南科、中科及其他高科技園區,也多受委託設計廠辦,台機電、智邦、華邦、友達、旺宏等國內龍頭廠商都成為長期合作的業主。

國內高科技產業主要以代工為主,由於獲得國家重點支持,產出品質受到國際品牌集團的肯定,逐漸成為全球代工龍頭,在1990年代成為台灣高競爭力、高產值產業,並躋身創新企業行列。 這樣的創新產業區與二十世紀初嘎尼爾(Tony Garnier)與柯比意所提倡的工業城市、以至於高雄頭份重工業區是很不相同的,譬如創新產業廠區愈來愈不需強調封閉隔離,因生產趨動因素不同,它們更重視環境脈絡關係,愈是開放多元的知識學習與交流的環境脈絡,愈是對此產業有利。 因此,在此產業群聚區域,大學、國際會議廳、觀光或商務旅館、高級或特色餐廳、圖書資訊中心、咖啡酒吧茶館等休閒店、以及都會型娛樂運動設施等,彼此形成綿密的「創新氛圍」(innovative milieu,參見Simmie, J. 2001)。

夏鑄九認為「(產業的全球分工)結構性位置將影響其創新氛圍的屬性」,他觀察到1990年代中期以來台灣創投資金機制的發展,並非集中在需長期研發的未知的、原創的新產品,也非如北加州模型地成為各種消息、機會、點子的重疊網路。 尤其在北台都會區域的創投資金所連結的社會網路,乃領導企業全球化布局的一環。 他認為,由於這種資本市場與企業創新之間關係的特殊性,台灣創新企業發展多集中在製程與運籌管理的範疇,對於新產品的開發或符號經濟的原創性則較少投入。 但這種原創的限制並不能簡化為代工模式的結果,而是更為動態參與到全球化過程中,北台都會區域強化做為全球生產網絡之中介節點能力,既被全球分工結構限制,也主動選擇了符合其全球化策略的特定創新機制。(夏鑄九、劉昭吟,2003: 48, 54)

因此,夏鑄九指出台灣企業創新問題,不在於缺乏原創力,因為他認為所謂的原創力需要一定的社會制度支持,他肯定台灣創新企業先確認台灣在國際生產網絡的結構性位置,以及因之而產生的社會制度的特性,所以他主張台灣創新企業的核心問題應是:「如何引導企業創新的能量,使得它能在要害處服務於台灣主要領導產業與全球經濟的接軌,同時提生爭力---力求技術升級,爭取產業轉型」。(同上,2003: 54-55)

一、創新氛圍廊帶的人文標記潘冀建築團隊,二十多年間涉入的高科技廠辦建築設計,正是展現這段台灣高科技產業競逐世界與全球接軌的發展光譜,這事務所歷年來作品所串起來的空間版圖,其實正顯示了台灣高科技產業所連結編串的「創新氛圍廊帶」(Creative Milieu Corridor): 海洋大學---生科汐止研發處(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南港(聯華總部)---內湖軟體工業園區---松江詩園---文化大學---林口工業區---桃園華亞科技園區---渴望村(龍騰系列)---中原大學---新竹科學園區---清大(行政大樓、會議中心)---交大---中部科學園區---逢甲大學---台中數位圖書館---日月潭雲品酒店---中正大學---南部科學園區。

這些作品譜系展開了台灣高科技產業所關連起來的生產與生活網絡,以及支持高科技產業的知識休閒節點。 這其中的科技廠辦、總部、宿舍、大學、國家圖書館及國際觀光旅館等,是網結出區域性創新氛圍的主要元素,這樣的發展結果,尤其在台北到新竹一帶,形成所謂的「台灣矽谷」---集結全球性資訊、資本、技術、人才、知識等流動,以及這種流動帶來的整體社會轉型。

潘冀團隊的這類創新氛圍建築,從早期以平實端正風格呼應代工定位的產業特色,到最近的活潑細膩富變化的形式反映台灣科技產業全球競爭的信心。 若以台灣從南到北逐漸形成的「創新氛圍廊帶」來觀察,他們作品對這廊帶的發展有何特別貢獻呢?

首先,他們設計作品所流露出來的沒有風格的風格,更像是一種內斂、蓄持未來發揮餘地的開放姿態,今天「Made in Taiwan」高科技產品之所以成為一個全球信賴的品牌,依靠的是這產業受到國家與企業家鑽研深耕的努力而有以致之,其實點滴累積基本功的「砌磚哲學」正是伴隨著這產業紮實成長的正向力量。 所以我們可以充分地看到台灣創新氛圍廊帶一直保持著穩定求進的演變動力,在其中潘冀團隊的作品持續拈出一味務實中展現新意的作風,不能說沒有帶動風氣的功勞。 一如夏鑄九所言:「(台灣創新企業)更為動態地參與到全球化過程中,主動選擇了符合其全球化策略的特定創新機制」,潘冀團隊的沒有風格的風格,終究成為一種風格,真像是台灣高科技產業的沒有品牌的品牌,終就成為一種品牌,其中並非沒有主動求變的策略運籌。

此外,潘冀團隊作品總在生產機能之外,一定爭取加進一些人文性元素,而這種人文性元素經常是簡潔含蓄中平衡科技與人性的考量。 從較早期的方圓幾何形式組合(如致伸1999、台積電三四期),到簡潔面體線條細部掌握(如德律、聯發科),包括最近作品「新日光」的多摺稜狀城堡 (圖 )或「廣輝」的入口懸吊桁架 (圖 ),這些人文標記是建築的,是從建築專業的精準尺度與比例控制以及準確分割、材質精選中自然形成,因此而有整體構築上的說服力。

二、高科技廠辦「城中城」的型態在台灣高科技生產體系,「廠辦」成為一特殊類型。 製造部門與行政辦公部門結合,高科技組裝生產與測試等製造活動必須在抗微振與高潔淨度的環境進行,不像是傳統製造加工業的高汙染、又油又黑的工作環境;加上大筆接單的業務模式,使得參觀生產空間成為簽約下單的關鍵評估動作。 因此,製造生產部門與行政支援部門結合在同一基地,成為很自然的發展。

腦力密集的生產模式,工作型態不完全是朝九晚五,或可彈性調整,但經常是超時工作,這群腦力員工不同於以往的勞力或勞心員工,他們具有學歷高、薪資高、偏向自我成就驅動、對工作環境要求高、較認同社會性價值等特徵。 腦力工作者要求居住地區離工作空間不遠,工作環境裡要有咖啡空間、餐飲空間,經常需要不拘形式的討論以及互相研討機制,與大學互動密切,經常一起舉辦研討會或國際會議。 另外,各種工作之餘的娛樂運動空間也該具備,如附加泳池、籃球、羽球等練習場地。 於是在建築內部,形成「城中城」的型態。

接受這種空間計畫的委託設計,潘先生團隊企圖將大型量體區分成多個較小量體的尺度調整,並在基地內引入都市尺度,甚至誘發有活力的都市活動。 如台北內湖的華邦大樓,外觀像紐約Lever Building,主樓外部圍以二樓回字形輕透量體,一樓局部挑空,讓外部公共空間連通到設咖啡座的內部中庭 (圖 )。 台北關渡的華碩廠辦大樓,分由數棟變化有致的樓房組合而成 (圖 )。 或如南港聯華(Mitac)公司不採獨棟高樓配置,改以兩棟樓錯開配置,並以空橋相連,臨南港路邊以層次分明的灌木叢與矮樹林為界 (圖 )。 德律科技也以錯落量體配置出開敞的內部中庭 (圖 )。

聯發科總部應是一個城中城設計的「里程碑」了,它的正面由一弧形雨披帶向側向入口及寬闊廣場,由幾種不同高度量體組成; 到它後方,低層辦公空間則轉成三座獨立的中尺度辦公空間,以及另一端的運動娛樂地層棟與高層棟的前後組合(圖 )。

與台灣尖端產業領導人合作的這些廠辦建築,潘冀團隊打造出空前亮眼的創新產業景觀,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台灣製造(MIT)」的獨特成就,不僅顯示出一種建築的加值型思考,也提升了實質環境的人文品味。 這些建築設計經驗也已跨海輸往大陸,傑出的案例包括上海Kingland酒店(2001-04)(圖 )、無錫ZyXEL研發園區 (2002-04) (圖 )等。

貳、氛圍創意設計(Milieu-Creative Design)潘冀團隊以設計專業服務高科技建築,這種專業實踐定位是否也回過頭來影響事務所養成特殊能耐? 除了對高科技廠辦特殊功能與時程要求之外,建築師是否也從中體察到設計的新的典範轉移? 事實上,這種新產業聚落所形成的「創新氛圍」,要求於建築設計專業的似乎是一種「氛圍創意」的設計思考(milieu-creative way of design thinking),也就是跳脫簡單機能主義思維模式,將部分與整體的關係放在更能激發願景想像的能量場上來建構,也必須要強調友善積極的人與環境關係,在美學上則要凸顯開放自由的活潑訊息。

在前述建造創新氛圍的作品中,已證明潘冀團隊是氛圍改造的高手,在他們的作品中,經常發展出更具有「氛圍創意」的部份與整體的關係,似乎經由他們的妙手處理,一種全新的環境整體感被召喚出來,這種氛圍創意才是建築人文思考的新價值向量。

回顧三十年來的專業實踐歷程,雖然一路強調設計、機能與執行的平衡掌握,但是很清楚地,有活力的設計始終是建築專業的核心,這也是潘冀團隊維繫聲譽不墜的基本功。 若對開業以來到最近的作品加以觀察,大體上可歸納出三個重要的基本形式策略:組合形式(compositional form)、皮層(skin layering)與整合單一體(compact form)。

組合形式(compositional form)的運用明顯貫穿開業後各階段,對比元素錯綜並列的組合手法愈趨成熟; 皮層與整合單一體的形式策略則出現於較近期作品,顯示出團隊經營的設計多樣性的一面。 雖說三者皆接軌不同時代的歐美工業先進地區的形式風格,但以台灣工業與社會要求「氛圍創意」的趨向來看,潘冀團隊以這三個形式策略介入都市或郊區環境改造,確實有值得肯定的表現。

一、以「組合形式」導入新意從早期到最近的作品來觀察,可看出潘冀事務所發展了一種特出的形式策略,針對二元性形式特質---實/虛、輕/重、方/圓、量體/透明、垂直/水平等,以平面或立體的「對比組合」方式,對建築物本身及其基地周邊環境,建立一種正向的緊密關連的整體性。 在高科技建築中這策略降低了生產所需龐大空間的尺度壓力,當廠辦複合建築包含多種機能時,藉由2D/3D的形式對比整合,構成具有人文意趣的生動形態。

從1990年代以來,台灣各級學校的低層建築皆往高層發展,潘冀團隊也獲得數個校園新建或增建委託案,組合式策略被運用到校園建築設計也同樣地有著成功的表現。 這些校園設計重新整合舊有建築與周遭環境,因此而重新建構起出乎意料的整體感,甚至為既有環境帶來根本性改變。

在已完成的作品中,文化大學張曉峰紀念圖書館(1994-98)在水平與垂直向度上與原有大成館的呼應調合 (圖四),九二一災後的南開學院重建設計(1999-2001)以一全新配置徹底改造了原本校園很八股的空間秩序 (圖五),金陵女子高中教學大樓設計(2003-08)以搶眼的虛實空間組合做為新校園視覺焦點 (圖 ),這些都是具有高度創意的以組合式形態完成的佳作。

潘冀團隊的組合式策略多是非對稱性形態,精巧地配置出新關係,讓虛空間活潑流動,或顛覆既有的軸線景觀。 於是,當敏銳地洞察到新的未知的潛在可能性時,對基地現狀的新創又批判的觀點被因此釋放出來。

二、回應情境的皮層潘冀事務所早期作品中,中原大學張靜愚紀念圖書館(1983-85與王秋華建築師合作完成)彰顯出「頂部、身軀、基腳」三段式組合形體的經典水平(圖 ),2001年完成的文化大學大夏館則標示另一階段皮層表現的形式發展。 此作品在既有建築立面上設計一片屏幕皮層以整合增建部分,這樣處理方式恰是表現出對台北市區媒體活躍環境的銳意回應(圖 )。

廣輝電子正立面的多重弧形玻璃皮層(1999-2001)精巧地緩和了龐大製造空間的粗重單調感 (圖 ),日月光廠辦北向的不規則多摺玻璃包覆面(2007-09)也在單調量體的生產空間之外塑造活潑的表情 (圖 )。 這兩作品中,戲劇化的輕量皮層,傳達了高科技公司的創新形象,成為具有溝通力的門面。

輔仁大學研發中心的連續不透明玻璃弧形正面(2002-06)更是巧妙地統合了新建的與鄰接的既有建築物,並在基地內創造出一富有連續包被感的公共空間,將前方的圓形講堂建築也融入到一新的整體關係中 (圖 )。

裝設這樣的複層立面,在技術上接近是帷幕牆做法,但本質上又極不同於沉默的僅是包覆建築盒子的帷幕牆。 在前述案例中,皮層設計的創意在於它具有言說力或表演力,它訴說「另類」訊息(與後方生產空間不同的表達),或成為出乎意料的演出,它是額外的附加物,也構成一文化性表達的元素。

三、整合的單一形體:結構型與單體型
文化大學體育館 (2000-05, 與王秋華建築師合作完成) (圖 )可被視為潘冀團隊近年作品中的另一里程碑。.類比於高科技複合建築的大廠房與小辦公空間的結合,這是大跨距運動空間與小跨距教室空間的結合,前者以雙支撐懸挑鋼桁架橢圓形體成為群山中的地標,後者則形成雙側翼與北方校園建築相協調。 這體育館大膽地結合了構築的與表現的兩種進路,同時呈顯出激進與順應的態度,而從此引出兩種設計方向。

第一種是結構型(structure-form)。 交大機車停車棚(2002-04)是這類型的精品 (圖 ),它的正交摺曲混凝土版同時是結構支撐與建築形式,也適切地滿足停車需求。 斯德哥爾摩圖書館競圖案(2006)為阿斯普郎(G. Asplund)原來設計的圖書館增建方案,對比於原圖書館方體上加一圓筒形的設計,潘冀團隊提出一方體中央內挖一漏斗型光井的構想,採用雙螺旋坡道交織在圓形光井邊與方體外側邊,企圖創造與原圖書館之間的歷史性對話 (圖 )。 在華山文化創意園區旗艦館方案 (2010-), 則展現隔層交錯配置的邏輯,由桁架層與無柱層相互構成形式與結構的直截表達(圖 )。

第二種是單體型(monadic envelop)的表現。 雙連老人安養中心教堂(2005-09), 桃園國際機場捷運站(2006-), 宏達電研發中心案(2009)與台中數位圖書館(2007-)都是這類型的傑出設計 (圖 )。 它們以獨特形體及尖端材料標示出園區的精彩句點或嶄新的公共性節點,這些作品也透露出潘冀團隊不自限於時髦的數位表現,而是超越「解決問題」的建築設計取向,更往「意象工程」(imageneering) 的層次著力,關注機能性之外的公共性表達。

面對台灣逐漸步入已開發狀態,構築的與表現的設計取向似乎為一般大眾提供一種社會性想像的出路,對潘冀團隊而言,兼顧根本面與激進面的設計本就是他們一向堅持的方向。

結論:從「創新氛圍」到「氛圍創意」的批判意識以其過去三十年來堅定的專業自我要求,潘冀聯合事務所早已發展出一清晰的設計論述方向。 以哈伯瑪斯的概念來說,這個團隊最主要的貢獻在於正值台灣工業急劇轉型的時刻,協助藉「工具理性」為基礎的生產世界獲得新的形式,使其具有以「溝通理性」為導向的人-環境介面。 這團隊所運用的各種設計策略似乎圍繞著「人文性」的關懷而有所期待---讓高科技製造廠房變得更友善、附加上聰明皮層以與大眾溝通、為新的公共想像去試探構築的與表現的可能性,而且也對此時此地的世界提出一種批判意識。

在這些作品中顯露的這種批判意識,來自於潘冀團隊總是銳利地覺察到人-環境關係的新可能性,經常能在該作品的涵構裡,再結構出前所未見的另一種部分與整體的新統合關係。 這種帶有批判性的求新意圖,又由於他們長久以來,堅持「建築做為社會性與文化性介入」以及對建築根本面全盤關照的態度,而顯出穩健的說服力。 這應是使潘冀團隊持續保有競爭力的關鍵---能夠以建築手段建構出具有人文風味的「創新氛圍」,並且運用不同形式策略設計出富有「氛圍創意」的實質環境。

這應是一支可永續經營的建築團隊,三十年開業經驗應累積起紮實的研發基礎,亞洲時代舞台已揭開序幕,潘冀團隊也已準備好迎接新的挑戰,就像台灣產業終就得走上品牌之路,他們應值得被期待是未來台灣建築的一個「創新」品牌。 尤其團隊創辦人潘冀先生的基督徒篤行精神與儒家追求止於至善的信念,應是確立了這種對創新與創意建築積極以赴的承諾。

參考書目
夏鑄九、劉昭吟,〈全球網絡中都會區域與城市:北台都會區域與台北市的個案〉,
《城市與設計學報》,2003/9,第15、16期。
潘冀、藍麗娟,《建築師潘冀的砌磚哲學---人生基本功》,台北:圓神,2010。
羅時瑋,〈建造創新氛圍:潘冀團隊的辦公複合大樓設計〉,《台灣建築》,2010/11:
50-53。
J. J. Pan and Partners: Selected and Current Works. Mulgrave, Australia: The Images
Publishing, 1999.
Freedom in Design: The Architecture of J. J. Pan & Partners. New York: Edizioni
Press, 2006.
Simmie, James. Innovative Cities. London: Spon, 2001.

2011年12月10日 星期六

Timescaping the Urban Frontiers

2011 Joint Workshop at Yi-lan for Architecture Schools of NUS and THU
(2011東海大學/新加坡大學建築系宜蘭設計營)
Timescaping the Urban FrontiersConductors: Prof. Yi-chun Huang, Prof. Sheng-yuan Huang, Prof. Shi-wei Lo

Theme Description: The TIMESCAPE of the URBAN FRONTIERSTimescape = What time is it now? or When is the time?
= How to fill the time up? or How to release the time?
Urban Frontiers = the border of the city /Terrain Vague in the city/ the new horizon

Site Location:The site is up to each team’s interest and can be defined respectively along Ming-chuan Road, the south boundary of City Crescent Project in Yi-lan City, which is planned to be widened and become an avenue for through and heavy traffic. The road is currently constituted by public institutions, back side of department store, grounds of ambiguous and vague interfaces, etc.

Design Strategies: Spatial-temporal maneuvering1. Collage/Montage---based on observations of study tour
2. Transform/Program---addressed to here-today-and-tomorrow
3. Structure/Horizon---of the legible, intelligible and imageable wholeness
4. Scenario/ Narrative---for the ‘matrix’ becoming

Requirements:1. 3-min. microfilm---presenting an audio-visualization of timescape demonstrating and imagineering the most possible perspective for M-c Rd.
2. A0 map x 2---mapping the timescape for M-c Rd., presenting in-scale and non-discursive proposal for new relations and patterns to come

Schedule:Dec. 12 (Mon.) Briefing and orientation
Study tour
Dec। 13-14 Study tour
Dec। 15 Draft Review and SGP seminar
Dec। 16-17 Studio work
Dec. 18 (Sun.) Final presentation
/Guest reviewer: Prof। Shu-zang Gong, Prof। Chi-feng Shu

Dec. 19 (Mon.) Jiao-si tour/Reception for Yi-lan Architecture Exhibition

2011年11月28日 星期一

台北夢想家

台北夢想家:殖民公共性/國家認同/文化象徵/市民關懷的建築

TAIPEI DREAMERS: The Architecture for Colonial Publicity/ National Identity/ Cultural Symbol/ Civic Concern
本文原發表於2005 mAAN (Modern Asian Architectural Network)Conference, June, 2005, Istanbul,
http://www.mimarist.org.tr/maan5/index.asp
中譯文刊載於《夯:現代性擦拭的艱難》,台北:田園城市文化,2011。

摘要
夢想家是願意去想像與實踐的人,與冷靜的批判者不同處,是他們熱心去追求幾乎難以企及的目標。 台北作為日據殖民與國府時期首都、之後成為富足消費者與中產階級興起的大都會,有一批城市夢想家以他們獨特的視野,投射出當時社會的集體意志與展望,本文列舉四位建築人物的思想與作品作為案例,試圖針對這些夢想作品進行理論探討

井手薰是日本殖民時期掌理全島建築事務的主管官員,他創立台灣第一個建築協會,並發行台灣第一份建築刊物,推動建築的科學與風土的知識交流,他的代表作---台北公會堂---完成於1935年,也成為台灣博覽會主場館之一。

盧毓駿於1920年代赴法留學,1960年代被委託規劃文化大學。 他設計了復古樣式與明堂平面的校舍,呼應當時國府倡導的中國文化復興運動,雖與現代主義同時在台北進行,但該運動試圖將台北打造為具有中國法統認同的首都。

李祖原成名於1980年代,在台北市房地產起飛之際,他先是提供歐風情調、後來轉向中國風格的文化象徵形式。 他的「花開富貴」形式象徵---比喻福運亨通---給予住宅一文化姿勢,也是成功的商品行銷。 他甚至將「摩天大樓」(sky-scraper)轉成「托天大樓」(sky-supporter)或「花開大樓」(sky-blossomer),以切合中國人的集體記憶與慾望。

胡寶林與喻肇青,受到林區(K. Lynch)與亞力山大(C. Alexander)的影響,希望能為市區居民找回家門口的空間。 他們發起「我愛永康街」活動成為台灣第一個爭取行人徒步與鄰里權益的行動,他們呼籲鄰里街道應是能讓居民避開汽車的安全的與休閒的日常生活空間。

所有以上提及人物與作品都並存於現在的台北市,這些層積的故事豐富了這個城市,它們形成不同的「都市事相」(faits urbains),呈現出多樣且層疊的都市性(urbanity)。 無論他們的夢想使城市變得偉大或使城市變得荒謬,夢想家們皆天真地或真誠地相信他們的理念與行動,即使當夢想在當時顯得多麼不合時宜。他們的作品可被理解成主題式的(thematic)都市事相,勝過於論爭式的(polemic)。這些主題式夢想終究使城市就定位,否則城市不會是今天的面貌。 就城市史的建構而言,夢想家的都市事相總是同時像一面鏡子與一座橋。

關鍵詞: 夢想家,都市事相( fait urbain),都市性(urbanity),現代性(modernity)

一、觀念與方法列伏布黑認為空間的生產涉及空間性的三範疇: 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即知覺的空間perceived space)、空間的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即概念的空間conceived space) 與表徵的空間(spaces of representation,即生活的空間lived space)。對此索雅提出他的詮釋: 第一空間是關於真實的、在明確界限內、直接可用精確度量與描述的方式來感覺與開放的空間,第二空間則是那些被想像出來、在任何社會皆是支配性空間、也是烏托邦思想與願景的主導空間;第三空間被看成是不同於前兩者、又包含前兩者的空間、充滿象徵、政治與意識形態、是被支配的空間、同時包含所有其他真實與想像的空間。(Lefebvre, H. 1991: 33; Soja, E.W. 1996: 65-70)

夢想家是樂意去想像與去實踐的人,他喜歡去建構真實與想像,他們熱心去追求幾乎難以企及的偉大目標; 相反地,評論家比較是冷靜地在已完成的事物上提出批判。 夢想家相信他所做的,評論家則對自己做的或別人做的保持懷疑。 本文以夢想家為題,希望呈現不同於正統現代主義前衛建築觀點的另類範疇裡,被認為是天真、荒謬、又務實等混合的唐吉軻德般夢想家們的作為;他們堅持以自己方式去詮釋或挑戰現況,放到較長時段的歷史脈絡中來回看,其中意義似乎可逐漸明朗浮現。

夢想家們是在表徵的各種空間(spaces of representation)上工作、優遊於真實與想像的空間中嗎? 或者,我們該如此提問: 夢想家的夢想可能帶領我們到達表徵的空間(the representational space)的建構?
1.1. 不斷移位的現代性狀態(An Ever-Displaced Mode of Modernity)希爾德‧海能(1999: 11-12)主張現代性能被概念化為介於計畫的(programmatic)與無常的(transitory)之間的辯證。 在一方面,現代性被詮釋為「方案」(project),在所謂的現代化那樣的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實現; 另一方面,現代性以倏忽或瞬間即逝的感覺被一般人所體驗,它可被看成是不斷跑離開自己的動態。

台北歷經日本殖民、中國內戰、快速都會化等衝擊,它所實現的不只是現代化的計畫,同時也在這些過程中吸收了無常的外來遞變,這樣的過程引向一個假設: 台北可能是移位現代性(modernity of displacement)的一個特屬案例。

在充滿波動、又無可奈何的歷史軌跡上,在不同時期的台北的建築經常是太大、太高、太過紀念性、太異質、太天真…以及太過不合時地(out-of-place)。 逐漸地, 經過解碼化(decoding) 與再符碼化(recoding)的延後解釋,這城市的各時期異質建築被吸收、消化、整合,然後終究逐漸「就位」了。 這樣在跨時間過程中的「移位」與「就位」作用,於是建構了台北城市空間,如此被這城市的夢想家們所體驗與建構的現代性,似乎是動態與流動的空間---表徵的各種空間(spaces of representation)。
1.2. 夢想家是主題式都市事相(The Dreamer as the Thematic Fait Urbaine )依羅西的定義(A. Rossi, 1986: 21),都市事相(fait urbaine)被認為是一將城市理解為建築的重要概念,他認為城市是經過長時間的建造而成,都市事相是集體的、製造的、持續的、甚至是抵抗的行為成果,它使城市成為一特有的藝術品(a ‘given’ work of art)。 在某種程度上,都市事相對城市形成過程而言是「無論如何皆如是的建築」(anyway architecture)。 「表徵性空間是活生生的,它會說話。」(Lefebvre, H. 1991: 42) 它經由夢想家(他聆聽也反應)訴說---經由建構那些都市事相,或被它們所建構的過程。無論夢想是多麼有爭議性,夢想總是主題式,而非爭論式的。 夢想家的夢是去實現眾人的夢,並使夢看起來像真的; 評論家的工作卻是相反,他們總去戳破夢。 因為對評論家或前衛者而言,夢想是為了論戰而存在的,只有夢想破滅之後才能到達目的地。
1.3. 半偏執批判法(Semi-Paranoid-Critical Method)庫哈斯(R. Koolhaas)提出偏執批判法作為研究大城市的心理與複雜層面的想像性進路,他認為偏執狂是詮釋的狂亂---每一事實、事件、力量、觀察等都被患者抓到一編造系統裡,去絕對地確認與加強他的說法。 庫哈斯一方面以這樣偏執的觀看事物方式去看城市各種片段,一方面以如此觀看到的荒謬結果去與理性研究所得相對立而獲得補充(或平衡)。

經由此方法,庫哈斯將他的書「狂亂的紐約」當作是一描述選擇性狀態而非全部事實的指導原則,他所描述的曼哈頓是一虛擬的、被建構的城市,以呈現這城市的迷幻的、強力的、擁擠的、高層化的都市性。 本文嘗試局部移用庫哈斯的偏執批判法,將之應用在考察台北特定人物(夢想家)的思想與作品,把他們的誠懇與荒謬相混雜狀況推到一相當程度,以彰顯出台北現代性的奇特樣貌。
2. 歷史回顧十九世紀末台北繁榮發展為一深具區域戰略性的城市,糾結著西方勢力渡海而來東亞的歷史變局,尤其它特殊地捲入這區域兩強---中國與日本---的矛盾與衝突。 為了抵抗西方帝國勢力從東南亞海路往北侵略,對中國與日本而言,台灣成為極具戰略價值的前哨基地。 原來屬中國版圖的台灣島,因甲午戰敗而被割讓給日本,在之後的五十年中成為日本殖民地(1895-1945),它成為日本侵略東南亞的南進基地。 這劇烈地改變台北發展的路向,也因此台北的都市發展具體化了東亞波動的歷史與其在世界史的角色。

在過往的六十多年裡,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台北城市發展又經過經濟與政治的不同階段變化。 歷經五零到六零年代的中國化---國民政府藉著仿中國宮殿式建築來協助建構國家正當性、七零到八零年代出口暢旺與經濟起飛導致社會文化開始多元化發展、這中間的美國藉冷戰架構及消費文化帶來的影響、到八零年代末解嚴以迄總統直選的民主化推動市民社會的勃興,台北經過戰亂鄉愁、經濟繁榮、民主開放等階段性關鍵歷程,逐漸趨向一個成熟都市的穩定發展。

在上述台北都市發展各階段---殖民主義統治、戰後國家主義影響、房地產主導都市發展及市民社會萌芽等四段時期,各選擇一位具有夢想性格的建築師的主要設計實踐為代表,雖有著偏頗論述的風險,但對台北市百多年來如此密集地經歷時代滄桑變化的城市,每一階段變化皆帶給人們似乎恍如隔世之感,以「夢」作為主題式都市事相,或專足以顯示這個城市所呈現的不可思議的都市性。

都市夢想家與烏托邦主義者不同之處,在於前者總是以其直覺或承諾,在歷史情境中築夢; 而後者卻常是跳脫歷史脈絡以完美他處作目的,甚至無視當下狀況與需求。 因此都市夢想家的理念與實踐,是歷史地特定的建構與被建構。
3. 井手薰的殖民現代夢井手薰是總督府營繕課課長(1919-39)---掌管全台建築事務,他於1928年成立台灣建築協會,並發行會刊,這是台灣首度發行的建築期刊。他對殖民地似乎較持同情態度,看來他也認同台灣這塊土地,當作是日本國土的延伸。 他試圖提升在地意識,主張台灣位在亞熱帶地區,應發展它自己的風土建築。 同時,對台灣人而言,他更像是將台灣推離中國影響圈。

3.1. 台灣建築協會這協會是建築師公會的前身,標示建築師這行業在台灣的誕生。 註冊加入的會員,包括建築與土木工程執業者,來自台灣各地,也設立各分會,但台籍會員仍是少數。 協會經常舉辦演講與展覽。

協會期刊發行於1928-44年間,主要刊載台灣殖民政府與日本母國的建設,也介紹西方建築理念與作品---大多關於材料、構造、設被、法規與防災等,換句話說,它涵蓋較多的關於「現代化」內容,而非關於「現代主義」各家之言。 其中也有數期介紹原住民所建的原始建築。

在1940年代,殖民政府推動「皇民化運動」,強迫台灣人民放棄原有習俗與信仰,台灣建築會刊在某種程度上微妙地偏離漢文化影響的方向。 然而,台灣建築協會仍然安排參觀傳統中國式廟宇,並主持地方廟宇的調查。 甚至當總督府準備拆除原清末布政使司衙門以興建公會堂時,該協會核心會員之一還加入抗爭行列
[1]

3.2. 從建宮神社到公會堂井手薰負責設計興建數個公共建築---警察署(1929)、教師會館(1930)、建宮神社(1928)及台北公會堂(1936)。 前兩者以「都市poche」概念設計---外部延續街廓外緣形式,內部採院落留空。 後兩者供公眾使用,座落在公園及廣場,內部作為集會使用。(圖1, 2)

建宮神社拋棄日本固有民族神道風格的象徵形式,而以折衷式拱頂與拱窗表現此神社的外觀。 井手薰在神社前設計一水池做為防火功能,同時也有助內庭空氣調節。 神社前方附加的柱廊,也有遮陽功能。

台北公會堂的興建水準不輸當時日本國內完成的同型會堂建築,它的興建完成標示台北舊城內的完全殖民化---清末官衙至此全數拆除。 它成為一堂皇的公共地標,在歌頌殖民成就的1935年台灣博覽會舉辦期間,它被作為會議廳使用。 但在這盛會同時,不僅舉辦台灣首次全島選舉,日本當局也藉此掩護在台北安排一場高層官員秘密會議,以「熱帶工業研究會議」為名,匯集日本技術、經濟與行政專家、以及元帥、將軍與殖民長官們,一起規劃東京最機密的侵略中國與東南亞的帝國擴張行動。(Kerr, G. H. 1974: 172)

井手薰在台的巔峰作品---公會堂,在1935年台灣博覽會作為殖民成就綜觀會場主角,也是當時城市菁英聚集的政治與文化節點,它的落成慶典背後,卻是殖民帝國西進與南進侵略野心的暗中佈局。 由此或可窺見殖民建設本質之一斑,殖民現代化不僅促成都市現代性經驗---廣場、博覽會等公共節慶感受,但又同時是殖民侵略「殺」氣的華麗掩護障幕。

4. 盧毓駿的「故都春夢」
[2]
盧毓駿於1920年代赴法國學習建築,歸國後在南京受國民政府委託設計教育部,這是中國合院式建築群集合。 同一時間,它也翻譯柯比意的「明日城市」---此書呈現柯氏對現代主義新時代的願景。 後來,他跟隨國民政府南遷至台灣,對國府在台灣的建築與都市政策深具影響力。 初時,他完成少量的現代主義形式的建築(如交大校舍),後來即積極投身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建築活動。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南海學園裡的科學館(1959)是他在台北的第一個作品,外形像是北京天壇的祈年殿,下方為六面體廳堂座落在十二面體基座上,上方為圓形量體加迴旋坡道,屋頂為攢尖頂。 它為台北引進中國京城天空線,以抗衡當時的殖民城市景觀。(圖3)

整個六零年代的台北市增加不少仿中國宮殿式建築,除科學館外,主要代表建築有圓山飯店(1953-61, 改建台北神社)、歷史博物館(1964,改建商品陳列館),故宮博物院(1965新建)、台北忠烈祠(1969新建)等。 這股浪潮到1965-67年間達到最高潮,當時為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百歲誕辰(1965年11月12日),國民黨推動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1966年在台北市北郊完成中山樓以資紀念,1967年成立中華文化推動委員會,由蔣中正總統擔任主任委員,於是「中華文化復興」成為一官方色彩濃厚的運動。

「明堂」作為民族形式1962年之後,盧毓駿的宮殿式建築開始出現在文化大學校園。 這所大學由黨國關係良好的張其昀創辦,盧毓駿設計完成六棟校舍,皆以「明堂」原型為平面構成的概念。

「明堂」是古老的儀典空間原型,根據三千年前記載,這種空間是天子會諸侯以定階級與祭拜祖先的場所。 這樣的空間經由歷代皇朝不斷再詮釋。 它的基本特徵是: 一中央正方形,於其四角隅各附加一正方形,成為對角軸線構成; 或是一正方形的九宮格分割。 盧毓駿傾向將明堂詮釋成平面基本型,應用在他的建築設計中。

若與日本殖民時期興建的poche式公共建築比較,明堂式建築是一獨立實心體的構成,它們賦與台北新的天空線,撫慰那些從中國大陸遷徙來台的集體懷鄉情緒,同時它們又以大陸的京城故都意象來協助定位台北為一新國家首都。

5. 李祖原的富貴夢李祖原在成大建築系畢業後赴美取得碩士,在美國時即參與1970年大阪博覽會中華民館的設計。 他在1970年代末回到台灣,負責設計「環亞世界中心」商業複合建築案,包括1000房間的觀光旅館、餐廳、百貨公司及辦公空間,這是當年最大宗的華僑投資開發案。 在1980年代他成為台北最成功的建築師,為蓬勃的房地產市場完成不少設計作品。

中國文化形式的商品化在八零年代初期的公寓大樓設計,李祖原以歐洲元素如尖塔、凸窗、拱型等妝點他的作品,以增加房屋的附加價值。 逐漸地他轉向中國風格元素與風水理論,將之應用到他的高樓設計,如東王漢宮公寓大樓的「飛天接白」
[3]、以及大安國宅的馬背形山牆屋頂。 而且,為了使他的房子格局顯得高貴大方,他的平面安排以方正為主,以至於看起來就像明堂的平面構成。 對於新富的台北人,在房價狂飆時候,中國帝王居的外觀與高貴方正的明堂格局,安頓了暴發的躊躇自滿,也顯得合理化了急漲的房地價格。

5.2. 「花開富貴」摩天大樓1980年代的「花開富貴」計畫象徵著台北市往天空升起的夢想,這也是後來在2003年終於落成的「台北101」摩天大樓的前身, 「花開富貴」的文化隱喻與追求世界第一高度的慾望,成為當時「台灣錢淹腳目」的最佳註腳。 當時計畫興建位置在今天的忠孝復興捷運站所在,利用站場聯合開發的機會,企圖在台北盆地最中央樹立起全市的地標。

中國人常以「花」作為福氣的象徵,「花開」代表「好運、活力、致富」,暗示著一種如願的發展,而「花開富貴」對急切追求財富的人而言自然是一生動的文化符碼,尤其這個設計形式像是春筍般節節往上生起,高度又是代表社會階級與事業成就的攀升。 於是,這大樓的構想形式像是中國寶塔,多重層疊且逐層內縮,屋頂層卻放大以增加與天的接觸面,像是托天之塔。 李祖原的「摩天大樓」(sky-scraper)其實更像「托天大樓」(sky-supporter)。 最後,「台北101」終於實現,宣布為世界最高建築---直到杜拜塔最近完成。

1980年代的台北人的生活,自詡是數百年來中國人社會未曾有過的繁華富足,衣錦自滿的新興中產階級正需要文化圖騰來定義自己,李祖原的民族空間形式的象徵轉化,給與速成的台北都會一個及時的身分與位階,標示出可會心讀懂、但又全新的城市空間符碼---這是中國式的,但更是台北的,這是台北創造出來的中國式形式表達。

6. 胡寶林,喻肇青的市民夢胡寶林與喻肇青是1980年代初在中原大學任教的教授,他們共同傾心於林區(K. Lynch)、愛波亞得(D. Appleyard)與亞力山大(C. Alexander)的都市人道主義關懷主張。 1984年他們共同完成「台北市都市景觀計畫研究」,運用「場所感」理論來建立台北市景觀結構---包括自然與人造景觀資源、以及人的活動。 他們最後提出一對市民友善的(citizen-friendly)景觀系統和市中心更新建議方案,強調關於活動節點、通道與人行部道路徑、軸線空間、街廓形式、天空線、開放空間、視覺走廊、觀光路徑、方位朝向與街道家具等景觀要素的整理與改善。

適合人居的街道
這是針對永康街進行生活場域的整體調查研究,並對地區發展提出都市設計準則,他們帶著學生對該社區居民日常生活進行觀察,訪談居民意見,呼籲居民找回人行的街巷空間,使不至於讓穿越車輛完全獨佔。

他們倡議開放現有永康公園,與一旁的街道整合; 街巷內路邊停車空間撤除作為路邊商家的露天座; 他們主張設立逛街巷、遊戲巷、公園巷及上學巷,讓這些巷弄在部分時段限制車輛通行,使成為行人徒步空間,並由居民委員會管理。

回到我的童年空間這兩位教授也組織動員使用者參與事件---如「我愛永康街」活動,暫時封閉幾條巷子,示範人行徒步的鄰里空間,安排街頭表演與露天咖啡座,讓居民安心地步行、閒坐及遊戲。 這是台灣首次由教授、學生與居民合作進行的都市實驗,實地推動街道的公共福祉。 他們也播放1960年代電影,勾起居民的回憶與情感,以促成集體共識。(圖7,8,9,10)

胡寶林與喻肇青也接著在台北美術館前與國父紀念館前廣場策劃公共事件,他們喚起廣泛的對公共空間使用的市民自覺---街道、巷弄與開放空間應屬於行人和自行車,而不應任由開車與停車獨佔使用,這是很卑微卻務實的夢想---要求在自家門口與公共廣場的安全的日常生活。

胡寶林在計畫報告末尾很感性地描繪他的夢想:
為何大家不一起來夢遊? 夢到建築師作一些不太高、有雨庇、有漂亮鐵窗、屋頂有隔熱及貓兒都認得出大門口的房子; 房地產投資者生產些可以作體操、吃早餐的陽台和可以乘涼的草地和板凳; 市府多規劃幾條綠化的徒步街、公園巷、遊戲巷和有真草皮、有可以發展兒童大肌肉的公園; 把愛宵夜的人劃一個區域,作些漂亮的棚架,訂定正常的賦稅和整潔的規例。 讓樓上的父母聽到在樓下遊戲的孩子; 讓鄰里的居民熟悉到隨時可以到鄰居去借兩個雞蛋或出遠門不怕偷兒的地步;…如果要買水果及小雜貨,轉角就有; 要看一場電影,不必到市中心區。
夢遊啊! 夢遊孩子們不須再去補習…學校不再用美勞或體操課去做模擬考試…
…夢遊一個個有人味,有生活品味,有鄰里鄉情的現代化社區,要等幾代?」
7. 結論: 台北夢的「鏡-橋」意涵上述的夢想家們似乎不屬於法蘭頓所謂的「批判的地域主義者」,然而即使欠缺現代主義的前衛色彩,也並未阻止他們去回應當時的都市真實。 表面上,夢想家為他們那個時代的集體夢想而做夢---啟蒙被殖民者的公共性、戰敗播遷政府的國家認同、新興消費社會的商品象徵及市民的鄰里社區福祉等,但這些真實也多少顯露了回答這些問題的另一面:「畢竟他們為誰作夢?」
這些夢像是鏡子,實際上投射了夢想家自身或他們支持者的秘密夢想。 井手薰體現當時世界最後一個帝國的信心,要在歐洲風格元素中發展出一新的形式語言,但在公共表情之後,就在東南亞風土形式與文明的集會場景的後邊,暗藏著日本帝國的「大東亞共榮圈」與太平洋戰爭的野心。 盧毓駿的仿宮殿式建築集明堂平面,慰藉了那個世代移民的鄉愁,並協助正當化那移位的政府,但這些帝王圖騰或也符合當時偏向獨裁的國家體制。 李祖原的富貴美學實現了消費者渴望的品味住宅夢,但也同時洩漏了房地產大亨所祈望收成的暴利夢想。 胡寶林與喻肇青關心大城市社區居民自家門口的公共福祉,但也反應了開車者希望通行無阻與免費停車家門口的慾望,而許多這樣的開車族其實就是巷弄居民自己。

然而,這些夢想也同時扮演「橋樑」角色。 井手薰的建築與雜誌首度揭露了台灣島嶼和它的亞熱帶根源的連結,促成對中國、歐洲甚至日本影響的踰越。 盧毓駿應用中國皇朝圖騰來為台灣島上的新國家就定位,明堂圖式---帶有方正軸向的暗示,甚至也在後來出現的高層公寓大樓繼續被運用。(圖11,12) 李祖原的花開式建築不只為台北的新興中產階級,也為不久後的上海及中國沿海城市的暴發階級,重新詮釋古老中國價值體系的文化象徵。 胡寶林與喻肇青努力推動市民環境自覺,經過政治解嚴,或許也銜接了1989年的「無殼蝸牛運動」---當房地產經濟泡沫飆向高點時更激烈的市民露宿街頭抗爭活動。

這些夢想---四位夢想家的不同主題集結而成的都市事相、走過獨特的歷史軌跡---對台北意味了甚麼? 這不就是現代的過程、他們本身不就是現代的計畫(modern projects)? 這樣六十年來這個城市所聚合的夢想究竟是怎樣特異的現代化模式?

勃曼(M. Berman)的現代化、現代主義與現代性的三重架構或有助於進一步的討論。 他認為現代化是一物質結構與發展過程的複合,將世界帶向現代的狀態。 現代主義則是願景與價值的建構,在現代化的世界歷史過程裡被滋養。 現代性是現代世界中人類所普遍分享的特有經驗模式。(1982: 15-16, 131-132) 這似乎也可連結到列伏布黑的空間生產三段式---現代化構成知覺空間(perceived space,即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現代主義是概念空間(conceived space,即空間的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ce),而現代性是生活空間(lived space,即表徵的空間spaces of representation)。 勃曼也主張現代性作為現代生活裡被活出來的經驗,顯現出現代自我與現代環境的統一。(1982: 132)

以台北市這些案例而言,現代化經常混摻了國家層級的複雜目的或謀略,也涉及微妙的象徵與心理操作。 台北市歷經一世紀的演化---從殖民與國家的計畫建設、富裕社會的商品化象徵、到市民與公共福祉的關懷,由願景與價值表達出的現代主義並非自發地從現代生活本身滋養起來---如發生於工業革命脈絡的歐洲現代主義,毋寧是經常在抗拒、自我認同與文化再建構的糾纏中困頓摸索。 經過殖民中心、國家首都、俗化都會與市民社區等各階段發展狀況所體驗來的現代性,以各種被差異化的都市生活經驗呈現,經常擺盪在這城市的移位與就位(displacement and emplacement); 這是漫長又複雜的旅程,形成這城市的表徵的眾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s)。 現代化後進國家如台灣,其現代性不只是遲到的,也有待退後一步被延遲詮釋,而且須與其他不同時空的事相一起複合詮釋,。

胡寶林與喻肇青之後,台北似乎再沒有特別的夢了,解嚴之後,台北獲得正常化發展的機會,漸被納入全球城市競爭體系,也趨向同質化發展模式,撐不起大格局的夢想(如首爾清溪川改造)。 反倒是台北以外的鄉鎮地區,在1980年代末期出現築夢風潮,一批批的宜蘭夢想家、新竹夢想家、彰化夢想家、台南夢想家…等擎起改造大旗,為地方築夢。 在這特殊的在地築夢推波助瀾發展下,是否將為台北下一階段的築夢發展注入新基因、或注射抗毒疫苗?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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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乾朗,1980, 1990,《台灣近代建築:起源與早期之發展1860-1945》,台北:雄獅。
胡寶林、喻肇青,1986,《台北市實施都市設計及地區設計研究---以永康街住宅區為例》,台北:台北市政府。
胡寶林、喻肇青,1984,《台北市都市景觀計畫研究》,台北: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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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興,1995,《井手薰》,成大建築所碩論。羅時瑋,〈民族空間形式與國/家認同〉,《建築Dialogue》,11(064), 38-45。Berman, Marshall.: 1982,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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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r, George, H.: 1974, Formosa: Licensed Revolution and Home Rule Movement 1895-1945. Hawaii: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Lefebvre, Henry.: 1974,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by D. Nicholson-Smith, Ox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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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0年拆遷布政使司衙門時,栗山俊一站出來呼籲搶救,終究未成功。 參見李乾朗,1980, 1990: 117。[2] 這是1964年由香港邵氏公司製作影片,由李麗華、凌波、關山與井淼主演。 描述民初時代,以北平為背景,富家子迷戀上歌女、又扯上昏淫的軍閥大帥的故事。 當時港台甚流行此類民初京城故事影片,以慰藉兩地戰亂流離軍民的懷鄉情結。[3] 李祖原以琉璃瓦屋頂、亭台樓閣元素以及月洞門等加入此大樓設計,並在立面上留出大型開口,內部設透天中庭,以把「氣」打入建築內。 李祖原,1989: 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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